可是，現在看起來很薄啊。
“不用這麼看我，這是閣下的意思。”
保羅·科納爾連忙和自己撇開關係，把責任扔給了李毅安，正抽著雪茄的李毅安笑道。
“沒錯，是我的意思。”
看著左孝翰，李毅安說道。
“經過第一個“四年計劃”的實施，除了東部三區之外，本島已經建立了門類健全的工業基礎，接下來的發展，更多的是企業自身的擴張式經營，官方或者公司大包大攬的重點投資，並不一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
抽了口雪茄，見左孝翰似乎有些不太明白，他繼續說道。
“我們目前實施的經濟統製，追根溯源和俄國的計劃經濟有很大的相似之外，並不僅僅隻是我們，早在29年大危機之後，凱恩斯理論占了上風，各國都開始了政府乾預經濟的先河。這其中，俄國的示範作用。當時經濟大危機重創了各國經濟，而采用計劃經濟模式的俄國卻是凱歌行進，成為一枝獨秀，西方各國自然也就產生了效仿的念頭。德國的“四年計劃”差不多就是“五年計劃”的翻版。”
“閣下其實如果追根溯源的話，俄國的計劃經濟實際上德國在一戰時推行的戰時經濟，而且俄國“一五計劃”的製定本身就有很多德國專家加入。”
保羅·科納爾在一旁插話道。
“確實如此。”
微微點頭，李毅安說道。
“二戰把整個歐洲打成了一片廢墟，戰後重建自然是無法依靠市場力量的，因此政府管製派便一度占了上風，目前英法德包括日本，實施政府產業管製，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加快重建速度。而且效果顯著，目前歐洲各國經濟正在迅速發展，但是這個政策是否能夠持續下去，就要打個問號了。”
為什麼打個問號？
因為另一個世界就是如此，儘管二戰後歐日等國家管製下經濟得到了迅速恢複，但是從50年代中後期，其經濟就表現為後繼乏力了。至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西方各國出現嚴重的滯脹，國家乾預手段越來越無法發揮作用，自由市場理論又重新回歸。
在隨後的二十年間，西方各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去刺激經濟的發展。
左孝翰疑惑的問道。
“這……閣下，卑職不太明白？”
看著一頭霧水的左孝翰，李毅安將目光投向保羅。
“保羅，你來解釋一下吧，你參與主持過兩個“四年計劃”，說來聽聽吧。”
“好的，閣下。”
保羅點了點頭，看著左孝翰解釋道。
“其實，就是發展的路徑依賴，這就是一旦一個特定的解決方案或決策路徑被選擇並開始執行，即便在後續出現更優的選擇時，個體或組織也可能會由於各種成本和複雜性的原因，繼續沿襲最初的路徑，從而形成一種慣性或依賴狀態。”
提到路徑依賴時，保羅特意看了一眼正抽著雪茄的閣下，將這個自然科學名詞引入經濟社會規律的，正是李毅安。
“就像我們在製定“一四計劃”的時候，規劃了多少工廠，要求鋼鐵實現多少產量，汽車多少，船舶多少，機械多少，煤炭，發電等等，方方麵麵的規劃，是非常詳細的規劃，而且也取得了相應的成功，那麼問題來了，在製定“二四計劃”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又在重複“一四計劃”，規劃工廠建設，製定鋼鐵、機械、煤炭、石油等各種工業指標的發展計劃。”
其實，這也就是典型的“俄國模式”的秘決——不斷的投資興建重工業工廠，每年鋼鐵、機械、汽車、水泥以及石油等工業產品都在不斷的增加，以此來推動經濟發展。
但是市場的需求是有儘頭的，當達到那個供大於需的臨界點的時怎麼辦？
在另一個世界，俄國直到帝國崩潰時，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僅是俄國的問題，同樣也是南洋所需要麵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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