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讓唐格拉爾小姐和她的女友乘車往布魯塞爾而去，我們回過來說安德烈亞·卡瓦爾坎蒂，這個剛在飛黃騰達的半道上栽了個大跟頭的可憐蟲。
安德烈亞·卡瓦爾坎蒂先生雖說很年輕，卻是個極其機靈、極其聰明的小夥子。
所以，在客廳騷動剛起的那會兒，我們已經瞅見他漸漸挪到了門口，然後穿過兩個房間，來了個逃之夭夭。
有一個情況我們忘記說了，而這是個不該漏掉的細節。原來，卡瓦爾坎蒂經過的一個房間裡陳列著新娘的嫁妝，鑽石首飾匣啊，開司米披巾啊，瓦朗西納[1]花邊啊，英格蘭麵紗啊，總之，就是所有那些讓每個年輕姑娘聽著就會怦然心動的誘人的好東西，它們通常稱作陪嫁。
下麵這一點，足以證明安德烈亞不僅是個極其聰明、極其機靈的小夥子，而且還頗有遠見。他經過這個房間時，在陳列著的首飾中間抓起一把最值錢的，藏在了身邊。
順手撈了這一把以後，安德烈亞覺得心定了一半，輕鬆地跳過窗口，從憲兵的手心裡溜了出去。
個子高挑、靈活得像古代鬥士、強健得像斯巴達人的安德烈亞，一口氣奔跑了一刻鐘。他不知道自己是往哪兒跑，唯一的目的是儘快離開險些讓人逮住的那個地方。
從勃朗峰街出來以後，他來到了拉法耶特街的儘頭。每個竊賊都有逃出城關的本能，如同野兔都有找窩的本能一樣。
他上氣不接下氣，氣喘籲籲地停在了那兒。
四周隻有他一個人，左首是空曠的聖拉紮爾葡萄園，右首就是黑沉沉的巴黎。
“我完蛋了嗎？”他自問，“不，隻要能比對手跑得快，我就能得救。所以，能不能得救，就歸結成了一個問題：我能不能一口氣跑十裡路？”
這時，他瞧見從普瓦索尼埃爾區的上行方向駛過來一輛公共馬車，馬車夫懶洋洋地抽著煙鬥，看樣子像是要上聖德尼區的另一頭去，大概他平時經常是停在那兒的。
“喂！朋友！”貝內代托喊道。
“怎麼說哪，先生？”車夫問。
“您的馬累不累？”
“累不累！嗐！這大半天它都儘閒著。就那麼小意思的跑了四趟，每人給二十個蘇酒錢，總共才七法郎，可我給車行老板就得十法郎哩！”
“您願意在七法郎上麵再加這二十法郎嗎，嗯？”
“當然願意，先生。二十法郎，誰會不放在眼裡呐。那我該做些什麼呢？”
“小事一樁，隻要您的馬不累就行。”
“我跟您說，它跑起來像陣風。您隻管說去哪兒就是了。”
“去盧夫勒。”
“噢！知道。出果子酒的地方？”
“正是。我得去追一位朋友，我跟他說好明天一起上夏佩勒—塞爾瓦爾去打獵的。我們說定，他的馬車在這兒等我到十一點半，現在十二點了；他也許等得不耐煩，一個人先走了。”
“敢情。”
“嗯！您拉我去趕他怎麼樣？”
“好嘞。”
“要是我們到布爾熱還沒追上他，就給您二十法郎；要是到盧夫勒仍沒追上，就三十法郎。”
“可要是追上了呢？”
“那就四十！”安德烈亞猶豫了一下，但隨即就想，樂得這麼說嘛。
“行！”車夫說，“上車吧。駕！……”
安德烈亞上了車，輕便馬車迅捷地穿過聖德尼區，沿著聖馬丁區一路駛去，出了城門，駛上茫無儘頭的拉維萊特的郊區車道。
他們當然絕對追不上那位子虛烏有的朋友；但卡瓦爾坎蒂卻不時向走夜路的行人或還沒關門的小酒店打聽，有沒有見到一輛套著棗紅馬的綠色輕便馬車駛過；而因為在這條通往荷蘭的大路上，眾多的輕便馬車中十輛倒有九輛是綠色的，所以每次都可以打聽到好些消息。
人家總是剛瞧見這輛綠色馬車駛過；就在前麵五百米，兩百米，或者一百米；最後，趕到前麵一看，卻不是要找的那輛。
有一回，他們的這輛輕便馬車也被另一輛車超到前麵去了；那是一輛旅行馬車，兩匹驛馬正拉著它飛快地往前趕路。
“哎！”卡瓦爾坎蒂心想，“要是我有這麼輛車，有這樣兩匹駿馬，還有車上乘客手裡的護照，那該有多好！”
他深深地歎了口氣。
那輛旅行馬車上的乘客，正是唐格拉爾小姐和德·阿爾米依小姐。
“快！快！”安德烈亞說，“咱們得追上它。”
於是，那匹出了城門以後就沒喘過氣的可憐的轅馬，撒腿狂奔起來，就這樣渾身冒著熱氣一直跑到了盧夫勒。
“事情明擺著，”安德烈亞說，“我是趕不上我的朋友了，再跑下去我會把您的馬累死的。所以，我還是就停在這兒吧。這是您的三十法郎，我到紅馬旅店去睡一夜，明天再去搭頭班車。晚安，朋友。”
說著，安德烈亞把六枚五法郎的錢幣放在車夫手裡，輕捷地跳下車來。
車夫喜滋滋地把錢放進衣袋，掉轉車頭朝回巴黎的方向駛去；安德烈亞裝作往紅馬旅店走去，但他在店門外站了一會兒，等到馬車的聲音漸漸遠去，完全聽不見以後，他拔腿一路小跑，奔出了兩裡地。
到了那兒，他歇了歇腳，這裡大概就在他說過要去的夏佩勒—塞爾瓦爾附近了。
安德烈亞·卡瓦爾坎蒂歇腳並不是累了的緣故：這是因為他需要作出一個決斷，需要考慮一個計劃。
乘驛車是不可能的；租旅行馬車，同樣也不可能。用這兩種辦法旅行，都必須要有護照。
待在瓦茲省，也就是說留在法國的一個防範最嚴密、藏身最困難的省份，也是不行的。對於像安德烈亞這樣一位犯罪專家來說，這個想法尤其不可取。
安德烈亞坐在溝邊，雙手抱頭苦苦思索。
十分鐘後，他抬起頭來；決心已經下定了。
他把半邊外套上上下下都撲上塵土，這件外套他當時在溜過前廳時還來得及從衣鉤上取下，套在了舞會禮服的外麵。然後，他來到夏佩勒—塞爾瓦爾，壯著膽子去敲當地僅此一家的客店的門。
客店老板來開了門。
“朋友，”安德烈亞說，“我騎馬從蒙特豐泰納到桑利斯去，那匹馬性子很倔，半路上一個偏閃，把我摔出了十步開外。我今晚得趕回貢比涅，不然家裡會擔心的。能向您租匹馬嗎？”
每家客店，好歹總有匹馬的。
夏佩勒—塞爾瓦爾的客店老板叫來照管馬廄的夥伴，吩咐他去給雪駒備鞍。他又喊醒了兒子，讓這個七歲的孩子騎在這位先生的背後，事後把馬騎回來。
安德烈亞給了老板二十法郎，掏錢的時候，還有意讓一張名片掉在了地上。
這張名片是他在巴黎咖啡館的一位朋友的。等安德烈亞走了以後，客店老板拾起掉在地上的名片一看，就會以為他的馬是租給了聖多米尼克街二十五號的德·莫萊翁伯爵先生：這是名片上的姓名和地址。
雪駒跑得並不快，但步子邁得均勻而不間歇；三個半小時裡，安德烈亞跑完了到貢比涅的九裡路程。當他來到停放著公共馬車的廣場時，市政廳的大鐘正敲響四點。
在貢比涅有家挺出名的旅館。隻要在那兒住過一回的旅客，都會記得它的。
安德烈亞有一回到巴黎郊外出遊時，曾在這兒歇過腳，所以他記得這家鐘瓶旅館。他向四下望去，在路燈的光線下瞥見了那家旅館的招牌，於是他把身邊的零錢都掏出來給了那孩子，打發他騎馬回家。然後，他走上前去敲門，一邊在心裡想，現在還有三四個鐘頭，最好能美美地吃上一頓，再睡上一覺，養精蓄銳好應付接下去的勞頓顛簸。
來開門的是一個夥計。
“朋友，”安德烈亞說，“我從聖讓—奧布瓦來，剛才我在那兒參加一個晚宴。我原想搭午夜的那班車回去的，結果像個傻瓜似的迷了路，在森林裡兜了四個鐘頭圈子。請給我開一個麵朝院子的精致的小房間，再讓人給我送一隻凍雞和一瓶波爾多紅酒上去。”
那夥計沒起疑心：安德烈亞說話的神情從容自若，嘴裡含著雪茄，手插在外套衣袋裡。衣服很高雅，胡子刮得挺乾淨，靴子也無可挑剔；看上去是個鄰鄉的夜行客人，沒什麼特彆之處。
夥計去收拾房間的當口，老板娘起來了。安德烈亞帶著他最可愛的笑容迎上前去，問她是否能讓他住三號房間，他上回路過貢比涅的時候，就在這個房間住過。可惜，三號房間已經讓一個年輕人租去了，他是帶著妹妹出來旅行的。
安德烈亞似乎很失望。但老板娘向他擔保，說現在給他準備的七號房間，格局完全跟三號房間一模一樣，他這才算又高興了起來，一邊在壁爐邊暖暖腳，一邊跟老板娘聊聊最近的尚蒂伊之行，直等到那夥計來告訴他說房間已經準備好了。
安德烈亞說那幾間朝著院子的房間精致，不是沒有道理的。鐘瓶旅館的庭院，上方有三條走廊，看上去有點像劇場正廳的模樣，柱廊上攀滿素馨和鐵線蓮，輕盈雅致，宛如一種天然的裝飾，所以這個庭院可以稱得上是天下第一可愛的旅館天井。
凍雞很新鮮，紅酒很醇厚，明亮的爐火劈啪作響，安德烈亞驚喜地看到自己的胃口竟然好得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
隨後他就上床，而且幾乎立刻就進入了夢鄉，這種無法抵擋的睡意，當一個人在二十歲的時候，是經常會遇到的，即使在良心受著責備的時候也如此。
而且我們不得不承認，儘管安德烈亞按說應該會感到良心受到責備，他卻並沒有這種感覺。
安德烈亞冥思苦想出來的計劃，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可靠的計劃。
天一亮，他就起床，一分不少地付清旅店的賬，出了旅館，走進森林，借口要畫畫兒，花錢跟一個農民套近乎；弄一身伐木工人的衣服，再弄一柄斧頭，脫下身上這套花花公子的行頭，換上那身工人的衣服；然後，手上抹點泥巴，頭發用鉛梳梳成棕色，再照舊日夥伴告訴他的秘方，把臉染成古銅色，走過一座座森林，一直走到最近的國境線，夜晚行路，白天躲在密林或林間的草地上睡覺，偶爾才上有人煙的地方去買點麵包。
越過了國界，就可以把鑽石換成錢，再加上他一直藏在身上以備不時之需的那十張鈔票，他就又能有五萬利弗爾的錢了，按照他的人生哲學，這似乎算不上是窮途末路。
況且，他猜想唐格拉爾家裡為了顧全麵子，一定會儘量讓這樁倒黴事兒就此偃旗息鼓的。
安德烈亞之所以入睡那麼快，睡得那麼熟，除了疲倦之外，就是由於這個緣故。
安德烈亞為了要早醒，沒有把百葉窗關上，而隻是把門銷插上。他還將一把打開的小刀放在床頭櫃上，這把鋒利的小刀他平時從不離身。
早晨七點鐘光景，一縷陽光透過窗戶，暖融融、明晃晃地照在他的臉上，把他給弄醒了。
凡是條理清晰的頭腦，裡麵總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念頭。這個占主導地位的念頭，在腦海裡總是最後一個歇息，又頭一個起來喊醒整個兒思想。
當安德烈亞腦海裡這個占主導地位的念頭浮上來，在他耳畔輕輕地說他已經睡得太久的時候，他的眼睛還沒完全睜開哩。
他跳下床，奔到窗口。
有個憲兵正穿過庭院。
憲兵是這個世界上最讓人心裡發怵的東西之一，即使在一個心頭坦然的人眼裡也是如此。而對一個出於某種原因心裡懷著鬼胎的人來說，黃藍白相間的三色製服，當然就是最嚇人的顏色了。
“為什麼有個憲兵在這兒？”安德烈亞暗自思忖。
但他立即自己給出了答案，他的這種邏輯方式，想必讀者早就注意到了：
“在一家旅館裡有個憲兵，這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不過我還是把衣服穿好吧。”
他迅速地穿上衣服，儘管這幾個月來一直在巴黎過著時髦的生活，他卻還沒讓貼身男仆給慣壞。
“好，”安德烈亞在心裡說，“我等他走，他一走我就開路。”
說這句話的工夫，安德烈亞已經穿好了靴子，係好了領巾，輕輕地走到窗子旁邊，第二次撩起那塊薄紗窗簾。
不僅先前的那個憲兵還在，而且他又在樓梯腳下看見了第二件黃藍白的三色製服，這座樓梯是他下樓的唯一通道；另外還有第三個，騎在馬上，手握馬槍，在朝街的大門口放哨，那扇大門是他唯一的出口。
這第三個憲兵更說明問題；因為在他跟前密密匝匝圍了半圈看熱鬨的人，把旅館的門都給堵死了。
“他們是在找我！”這是安德烈亞的第一個念頭，“見鬼！”
年輕人的臉變得全無血色；他焦急不安地四下張望。
他的這個房間，跟同一層上的其他房間一樣，隻能開門通過外走廊出去，而在外走廊上，是誰都看得見的。
“我完了！”這是他的第二個念頭。
確實，對於一個處在安德烈亞境地的人來說，逮捕就意味著：法庭，審判，死刑，而且是不容赦免，立即執行。
有一會兒，他的雙手痙攣地抱緊了頭。
在這段時間裡，他真差點兒嚇瘋了。
但很快的，從腦海裡亂作一團的念頭中，閃出了一點希望的火花。他那毫無血色的嘴唇和攣縮起來的臉頰上，掠過一絲笑意。
他往周圍看了看；要找的東西都在一張寫字桌的大理石桌麵上放著呢：鵝毛筆，墨水和紙。
他拿起鵝毛筆蘸了蘸墨水，用那隻強自鎮定的手，在拍紙簿的第一頁上寫了下麵這幾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