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市市中心的邊上有座錦繡湖，董家彆墅所在的小區錦繡天下，就是挨著錦繡湖建的。
董家的彆墅是其中麵積最大，離湖最近的，用後世的話講就是這個小區的樓王。
現在董健詳已經完全不把戴定當個學生看了，在這次家宴上，由於幫戴定帶北京黃頁地關係，戴定還見到了董大鵬的舅舅，也就是董健詳的小舅子馮斌。
雖然董健詳的妻子走得早，但董健詳對這個小舅子是真好，小舅子做什麼他都支持。馮斌也爭氣，現在不僅成了家，據說身家也不比自己的姐夫差。
馮斌這次正好在京城談業務，接到董大鵬的電話後，就帶回了京城的黃頁。在見過《大口吃肉》的火爆後，董健詳也想著讓馮斌和戴定見見，說不定二人還能擦出些火花什麼的。
於是，當董大鵬和他說起地時候，他立刻就表示同意。後來，這次見麵不僅像董健詳期望的那樣，甚至還遠遠超越了他的想象。
彆看董健詳整日在外麵應酬，其實他的廚藝很好，這次他做了一桌拿手菜。戴定到達董家時，董健詳還有兩個菜沒炒完，於是他就和馮斌先聊了起來。
“這段時間總聽我們大鵬提起你，說你是他見過最有智慧的人，讓我這個舅舅都有些嫉妒了。”馮斌很善於交際，簡單的一句“大鵬說”既誇了戴定，又不讓人覺得他這個“長輩”是在“恭維”小輩。
“頂天也就是些小聰明，當不起智慧二字，哪能和馮叔叔比，讓您見笑了！”戴定應對的也是滴水不漏，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馮斌早就聽董健詳說起過戴定的事情，如今乍一聽戴定說話的“藝術”，心中就基本證實了自己姐夫的說法。
於是笑著說道“你就彆謙虛了，你們弄的那個《大口吃肉》最近可是大火啊，我聽姐夫說都上報紙啦！這兩年生意越來越難做，以後有好的想法彆忘了也給馮叔叔說說”
戴定知道要想實現自己的青白計劃，尤其是在起步階段，少不了董健詳、馮斌這種人的幫忙甚至合作。
更何況馮斌還是董大鵬的親舅舅，董健詳又是《大口吃肉》的投資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戴定都應該幫幫他。
想著憑借自己知曉後世的“金手指”，即便幫不了馮斌，但給些提醒避免他踩坑什麼的還是能做到的。
於是戴定主動開口問道“馮叔叔是做什麼行業的？”
這時董健詳正好過來上菜，恰巧聽到了戴定的問題。
也許是怕馮斌用生意場上虛與委蛇的那套，董健詳直接接過了話頭說道“我們馮斌做商貿起家的，鋼材、煤炭什麼的，也有朋友能弄到批文之類的。在齊市，他的名氣科可比我這個姐夫要大多了。”
聽自己姐夫這麼一說，馮斌有些不好意思“姐夫，你這說的哪裡話，我能有今天還不都是你支持的，你就彆開我玩笑了。”
戴定覺得這個馮斌還挺重情義，更堅定了自己幫他的想法，但現在還是得先打消下他對自己可能的疑慮，於是就講起了“倒爺的前世今生”。
“不瞞兩位叔叔，我對這個行業有過些研究，這個行業很多人稱之為‘倒爺’，兩位叔叔要是有興趣的話可以聽我胡說兩句。”
馮斌聽到戴定說“倒爺”兩個字的時候，就知道戴定完全理解了董健詳的話，他的興趣也被吊了起來，於是說道“小戴就彆賣關子了，趕緊給叔叔說說。”
董健詳也來了興趣，做菜都沒心思了，他對董大鵬說道“大鵬就還剩一個湯了，你去灶上看著，煮開後你加點鹽和味精就端過來吧。”
可憐的董大鵬隻能幽怨地看了眼戴定，一臉不情願地去了廚房。
戴定也沒想到兩人會這麼“迫不及待”，於是開口道“倒爺其實就是利用商品價格差彆進行倒買倒賣，有些屬於合法捕捉市場商機，有些則是屬於非法牟利。
倒爺還分為私倒和官倒兩種，像董叔叔剛才說的能弄到批文的，就屬於官倒。但不論私倒還是官倒，這類人的關係網絡都比較複雜，渠道資源也豐富。
其實就我的理解而言，倒爺興起的核心還在於我國改革開放後的彙率計劃雙軌製的實行。
1981年為了加強經濟核算並適應外貿體製改革的需要，國務院決定實行兩種彙價製度，即另外製定貿易外彙內部結算價，並繼續保留官方牌價用作非貿易外彙結算價。
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彙率製”或“彙率雙軌製”。
1980年人民幣官方牌價為1美元15元人民幣。從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間，我國實行貿易外彙內部結算價，貿易外彙1美元280元人民幣；官方牌價即非貿易外彙1美元150元人民幣。
前者主要適用於進出口貿易及貿易從屬費用的結算；後者主要適用於非貿易外彙的兌換和結算，且仍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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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製”彙率就是企業的出口收彙被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必須按較低的官方彙率上繳國家，餘下部分可按調劑市場彙率售出或可自行根據市場供求信號進口盈利商品。
嚴格來講“雙軌製”也是一種“摸石頭過河”，國家是需要為此進行“兜底”的。
據當初設計這套改革方案的專家回憶，它是在當時計劃經濟還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國家既保護和封閉存量（保護和贖買既得利益者），又培育和發展增量（市場和新生力量）的漸進式改革思路。
而當“放調結合”的價格雙軌製一出台，卻變成了“隻放沒調、放也不暢”的蹩腳戲，結果造成了投機倒把活動猖獗一時，招致社會上的強烈不滿和埋怨。
對此，國內一些知名經濟學家曾提出過尖銳的批評，認為“雙軌製等於是在同一條道路上同時實行靠左行駛和靠右行駛的雙重規則。
這種規則勢必會出現‘撞車’與混亂，助長計劃內外價格的‘權力尋租’現象”。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某學者研究的數據顯示，僅在1988年，國家控製商品的價差為1500億元以上，銀行貸款利差為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外彙牌價彙差為93043億元以上。
這三項合計總價差為3569億元以上，大約占到當年國民收入的30。
這麼豐厚的紅利，怎能不讓人心動？因此，80年代中後期，全民經商熱興起，找關係、走後門、搞計劃、批條子、辦公司成了一夜暴富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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