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神秘的大佛》上映後，韓平已經不再是那個小透明，他的編劇身份，導演身份，乃至其他幾個身份隨著報紙的爆料也是廣為人知。
他的文章《在當今社會下，電影需要藝術性還是娛樂性》在《燕京晚報》發表後，迅速引起了業內以及大眾的廣泛討論。
他在文章中寫道“近期燕影廠製作，本人編劇和參與導演的作品《神秘的大佛》受到不少關注和討論，這是好事。
時間進入80年，華夏電影界必然會麵臨著多方麵的挑戰和變革。因為隨著改革開放以及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人民群眾對文化娛樂的需求日益多樣化，而電影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娛樂形式，理所當然受到廣泛關注。”
提了一嘴自家電影受到批評和攻擊的原因後，韓平開始剖析電影的本源，“電影作為一種大眾藝術形式，其娛樂功能是最為基礎和重要的。在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方麵，娛樂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雖然電影也具備教育功能和藝術（審美）功能，但這些功能是在娛樂功能的基礎上得以延伸和發展的。換句話說，電影首先應該是有趣的、吸引人的，然後才能在此基礎上實現其教育和審美價值。”
韓平並不否認電影是一項藝術，電影也需要一定的藝術性，但談論藝術的同時首先要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最起碼人民群眾要看得懂。
接著，韓平話鋒一轉，“自從改開後，我們應該具有國際視野，不妨看得更遠一些。國外電影市場可謂百花齊放，萬類霜天競自由也蠻好的嘛，完全可以將選擇權交給觀眾。也許有人說藝術電影才是電影，可縱觀近些年製作並上映的電影，不乏屎上雕花之作，故事都講不清楚，又何談藝術？”
藝術片和商業片或者說是娛樂片的差異儘管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但並未如同華夏一般涇渭分明。
不僅如此，縱觀華夏電影史，藝術片和商業片的區彆很難以“市場盈利”作為標準，藝術電影不一定意味著低票房。
當然，這裡麵有時代的因素，也有觀眾對外界信息接觸有限，比如在50~70年代，華夏電影大力學習蘇聯的政治藝術電影，華夏電影的票房神話也恰恰集中在那個時期。
再之後，是特殊時期結束後，前世在80年代爆發，年年都有票房過億的電影，其中不乏藝術片。反而到了幾十年後，藝術片和商業片倒顯得涇渭分明起來。
藝術片受到歐洲電影影響，被導演拍得晦澀難懂，票房一般很差，而商業片呢，藝術性不能說沒有，但能成功將藝術性成功融入商業電影中的也是少之又少。
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真正形成了二元對立，成為可歎。
這一世，藝術片和商業片的對立並不明顯，藝術電影不具備商業性的觀念還未深入人心。
如果可以，韓平自然想將這種風頭掐滅。
藝術片要照顧觀眾的理解能力，商業片也不能全都向錢看，沒有一點內涵。
總之，韓平的這篇文章發表後，不少人都破防了。
比如持批評觀點的，是國內電影評論家協會的大佬梅鐸。
她在看過韓平的文章後，當即作出回應，“燕影廠拍攝所謂的‘武術片’，‘功夫片’在娛樂之中，也是應該給人一種美的享受，賦予一定的教育意義的。但是，現在《神秘的大佛》這部影片不僅情節純屬編造，談不上什麼教育意義，更沒了電影該有的格調和藝術性。可以說導演和編劇的興趣主要是為了迎合觀眾，生編硬造，散布一種庸俗、低級的趣味。”
她的觀點與《光明日報》類似，單純認為《大佛》沒有教育意義，武打場麵會教壞年輕人，電影中的不少鏡頭還會對觀眾進行感官刺激，片中挖眼睛的鏡頭就是最突出的例證。
評論家嗎，存在的意義就是給電影挑刺。
韓平理解歸理解，也接受批評，但誰想一棍子把《大佛》打死，那至於釘在恥辱柱上，他卻不能答應。
他當即聯係《燕京晚報》，拿出自己的另一份稿子。
第二天，《燕京晚報》‘電影版麵’，韓平在文章中和梅鐸激情對線，“最近有不少人一直在批評《大佛》這部電影，認為這部電影是低俗的，難登大雅之堂。在國外，觀眾聽交響樂都會穿西裝進場，但咱們國家還在發展，許多人沒這個條件，要是小老百姓穿著短打進去聽交響樂，他是高雅的還是低俗的？交響樂是高雅的還是低俗的？”
“我們沒有把《神秘的大佛》看作是多麼高雅的藝術品，就把它當成一瓣大蒜吧，也無非是想調劑一下人們欣賞的口味。但是絕不能因為你不喜歡吃大蒜，喜歡喝咖啡，就非要把大蒜貶低一番不可，說它‘格調低下’，是什麼‘發臭的食物’，甚至還認為喜歡吃大蒜的人也是低俗之輩，‘受到庸俗趣味的麻醉’，這樣的觀點未免有點太偏頗了。咱們搞電影的既要陽春白雪，也要下裡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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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平的這篇討論《高雅和低俗》的文章使得他徹底出圈，電影圈和文藝界都知道有他這麼一號人，屎上雕花固然惹惱不少文藝大咖，卻也俘獲不少青年讀者的心。
要知道這可是八十年代，標榜自由和蔑視權威是這個時代年輕人的一種本色。
所以，韓平靠著一篇文章圈粉無數，也並不足為奇。
很多讀者和觀眾看過電影和文章後，甚至寫信支持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