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瑟的紅色德國！
“安東同誌你在說什麼？難道你也瘋了？”
基洛夫難以置信地看向了前排，那位自己印象中久經考驗，曾經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黨員居然會讚同葉甫蓋尼這種大逆不道的話。
“我當然沒有瘋了，相反，我現在非常清醒。”
安東用著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道。
“那你怎麼會支持葉甫蓋尼同誌的說法，對農民采取這樣的措施你難道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基洛夫問道，他完全不理解安東的態度。
“你知道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嗎？”
安東沒有正麵回答基洛夫的問題，轉而反問起了基洛夫一個看起來似乎毫不相乾的問題。
“當然知道，我入黨不比你晚上多久。
戰時共產主義製度是在整個國內戰爭時期實行的政策，蘇維埃政府通過采用這些帶有軍事性質的手段，在市場之外建立起城鄉之間直接的商品交換，使我國迅速形成了嚴格控製整個國民經濟的、高度集權的經濟體製，為贏得戰爭的勝利了物質保障。
在戰爭結束後，因為該政策與和平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不適應性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並引起了社會動蕩。
所以於1921年，在列寧同誌的要求下，戰時共產主義被”新經濟政策”所取代。”
基洛夫對這些問題說起來駕輕就熟，因為關於這些政策的定論中央都已經有了定論。
“你對戰時共產主義的評價是什麼？”
安東緊接著問起了第二個問題。
“戰時共產主義，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和物資極度缺乏的特殊條件下，被迫采取的帶有軍事性的非常措施。
在”當時所處的戰爭條件下，這種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列寧同誌批注。
它使蘇維埃俄國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全國的物力和財力，從而保障了軍事上的勝利。
為粉碎協約國的武裝進攻、捍衛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創造了必要的物質前提。
因此，作為應戰解危的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無疑是巨大的成功。”
“如果一個政策真的那麼成功，那麼他為什麼要被廢止呢？繼續實施下去難道不好嗎？”
安東立刻問基洛夫第三個問題。
“這···”
基洛夫一時間有些語塞，他搜腸刮肚地回憶各種文件中對於廢止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理由，但是卻沒有多少印象。
有關的信息似乎都被一筆帶過了，隻有莫斯科的文件對此有一些解釋。
“對了！”
基洛夫一拍大腦，
“我想起來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雖然很好，但它同時也存在許多弊病、過失和錯誤。
從措施本身來說，很多措施超出了戰時需要的限度。
主要表現有:”在貿易國有化和工業國家化方麵，在禁止地方周轉方麵做得過分”、”超過了理論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列寧語。
由於不顧條件，強令大中企業全部收歸國有，致使不少企業減產或倒閉。
1920年工業總產值下降為1917年的21。
取消一切私人貿易後，合作社和國營商業沒有相應發展，從而影響了日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正常供應工業生產的總管理局體製。
造成中央與地方的不協調，出現官僚主義滋長經濟效益低下現象。
特彆是餘糧收集製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偏差，這就嚴重損害到農民的切身利益，從而破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且有損於工農聯盟。
戰時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的模式，其特點是在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中，基本上排斥商品貨幣關係，撇開市場，采取純粹軍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
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俄共布在指導思想上存在急於超階段地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空想錯誤。
特彆是到1920年底，在國內戰爭非常時期基本結束的情況下，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沒有因非常時期結束而收縮，反而進一步加強。
如:餘糧收集製擴大到棉花、麻類、皮革等農副產品和經濟作物，國有化從大中企業推廣到廣大小企業，進一步取締一切私人貿易活動等。
這些措施，遠遠超出了俄國社會能夠承受的水平，結果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生產下降。
1921年春，我國發生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
實踐證明，作為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一種嘗試，戰時共產主義無疑是失敗的。
這是莫斯科文件上的，這下總沒問題了吧？”
基洛夫說道。
“你知道這失敗背後是多少條人命嗎？危機背後的代價是什麼你知道嗎？”
安東的話語非常冰冷，他仿佛回到了那一年，那個蘇維埃政權內外交困的年代。
“可能死了幾百人？上千人？”
基洛夫雖然知道戰時共產主義的弊端，但是他那個時候隻是一個城市裡的工人。
他沒有去過農村，對於那時發生的事情了解並不算多。
隱約的印象中，他隻知道波坦夫和喀琅施塔得爆發過叛亂，具體發生了多大的規模他並不了解。
“算上餘糧征集製度前前後後帶來的影響，根據我們的統計，大約死了五百萬人。”
安東說出了一串令人震驚的數字。
“這怎麼可能？”
基洛夫大驚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