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時烏克蘭農業傳統是私有為主，推行集體化非常困難。
而蘇維埃政府把推行國有化當作唯一的解決路徑，可是在1929年底，整個集體化率隻有56，隻有不到20農戶願意加入集體農莊。
於是在1930年1月5日，推行了《關於集體化速度和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措施》的決議，正式提出全麵集體化的方針。
1930年2月份烏克蘭政府不顧農村情況，強行推行集體化，並且提出，誰反對集體化就是反對當時的蘇維埃。
實際情況卻是，要強行被交出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加入了農莊。
而且強征過程中爆發了大量的毆打、殺害基層乾部的情況，整個基層關係一度非常緊張。
於是很多農民開始濫殺牲畜，認為殺掉吃肉都要比賣給蘇政府要好。
從1928年到1930年，烏克蘭家庭飼養牲畜數量減少了一半還要多，很多負隅頑抗的農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在這種高壓政策下，有320萬農戶加入了集體農莊。
斯大林認為農民的保守性導致他們頑固不靈，嚴重阻礙了蘇的現代化，而且還要把消滅富農的集體運動當作一項重要任務來抓。
而當時烏克蘭的富農有強烈的民族獨立意識，他們不但保留烏克蘭的語言、文化、生活習慣、而且有著強烈的宗教信仰。
這些富農不但抵製農業集體化，而且還不願意把糧食賣給政府，他們寧願冒著風險，把糧食賣到自由市場，而獲得更高的利益。
因此富農成為集體化運動的絆腳石，自然成為的對象。
於是斯大林開始劃定富農標準
“每口人年收入超過300盧布（但是每個家庭不少於1500盧布），從事經商、出租農具、機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等。具有這些特征之一者，均可劃為富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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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判斷烏克蘭有近15的富農，而據後來官方數據統計，當時烏克蘭隻有不到3的富農，這就導致了消滅富農運動的擴大化。
而且在地方上，這些村乾部有生殺大權，他們往往根據自己的好惡來判斷是否具備富農的標準，這就造成了地方上的一幕幕悲劇。
1930年為了消滅這些富農，蘇政府派遣了大批城市工人，這些大都是積極分子，先後派遣62萬人來鎮壓富農運動。
有85萬烏克蘭人，因為這次富農運動被迫遷往西伯利亞，很多人死在遷徙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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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過蘇聯的地圖，你一定對蘇聯廣袤的領土印象深刻。
蘇被烏拉爾山劃分為東西兩個部分，烏拉爾山西邊是俄羅斯，烏克蘭，東邊就是西伯利亞。
這塊224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是整個歐洲的2倍。
整個西伯利亞人煙稀少，卻蘊藏著豐富的礦藏、皮毛、森林等資源，蘇時期這個地方幾乎成為一個巨大的監獄，大批流放人員來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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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當時沒有修建鐵路，整個道路泥濘不堪，有些沼澤地泥土甚至沒過膝蓋，一個被流放的人要經曆45年才能達到流放地。
如果是夏天，前麵犯人踩出的塵土能夠讓後麵的人窒息。
路途中經過大片的草原，流放者沒有樹木可以躲避烈日的暴曬，很多人中途虛脫而死。
如果是冬天，西伯利亞零下20度的氣溫，會讓人胡須都結上冰。
風濕、肺炎、肺癆、鐐銬造成的潰瘍、汙物造成的皮疹以及住房過於擁擠造成的斑疹傷寒症，讓13以上的流放者死在途中。
這些事務雖然不是基洛夫負責的，但是他通過各種渠道多少也了解一點，所以基洛夫的內心十分煎熬。
在他心中，這些血腥殘忍的行為無疑是讓這個偉大的國度蒙塵。
可是他又能怎麼辦呢？自己又不是蘇維埃的最高領導人，如果自己是總書記，一定不會讓這些情況出現。
等等，基洛夫放下了文件，有些驚恐。
自己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難道是自己對於斯大林同誌不夠忠誠了嗎？
“看來是自己讀太久，腦子不清醒了。”
基洛夫看了看窗外的天色，搖了搖頭，驅逐出了腦海中的思緒，整理完文件之後打開門走了出去。
隻是基洛夫不知道的是，有些想法一旦出現了，想要消失就不是那麼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