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克雷奇默爾是1940年12月到1945年5月的德國駐東京大使館陸軍武官。
二戰結束後，他在東京法庭上作證說，德國和日本之間一直缺乏坦誠。
例如德國計劃在1941年進攻蘇聯的事情他事先並不知道，而上峰還指示他，如果日本參謀部問起這事時他要對此辟謠。
同樣，日本人對珍珠港的襲擊，事先也沒有告訴他。
克雷奇默爾表示”德國不得不儘量設法應付1941年12日8日日本製造的局麵，正如日本不得不德國在1941年6月22日所製造的局麵一樣。”
按照《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的規定，柏林和東京兩地都各自建立了一個委員會，用於交換軍事、經濟和一般性的情報。
但是克雷奇默爾說，在東京的委員會建立後不過舉行了兩次會議。
一次是在1943年，墨索裡尼倒台的前夕，另外一次是在1944年。
在這兩次會議上，日本人就太平洋戰爭的形勢向他們的德國和意大利同事作了描述，但僅僅是宣傳性的，沒有實質上的意義。
同樣地，前日本駐德國大使館的小鬆武官也在國際軍事法庭上聲明，柏林的三國委員會在1941年到1943年初開了”兩三次會”。
在會上德國人都是樂觀地敘述了他們的軍事形勢和軍事前途，在這以後就再也沒有開過會了。
小鬆希望德日雙方能夠以誠相待，有效地進行合作，但最終沒有成功。
不能有效進行合作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有關印度洋的戰略，日本在東南亞大獲全勝後。
1942年3月23日，德國外長裡賓特洛甫告訴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日本應該向印度洋地區深入。
在錫蘭（今斯裡蘭卡）和馬達加斯加島建立據點，切斷英國通往印度，波斯灣和埃及的海路。
這將有利於德國非洲軍團的挺進，使兩國軍隊的會師成為可能。
英國人也看到了這個潛在的危險，為此惴惴不安。
1942年4月2日，日本艦隊在錫蘭附近擊沉了英國海軍的”競技神”號航空母艦和”康沃爾”號巡洋艦，迫使英國艦隊撤退到了非洲東部。
英國更加擔心這個潛在的危險可能會變成現實，不過最終這一切並沒有發生。
除了上述兩個原因之外，地理上的遙遠距離也是阻礙軸心國合作的一個因素。
如果說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曾有向西進攻、與在非洲的盟友會合的機會，但它自己把這個機會給放棄了。
此後，由於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德軍在北非的軍事失利，雙方被徹底隔離開來，要想在軍事上進行聯合行動也就沒有什麼可能性了。
不但聯合行動不大可能，就是進行一些小的軍事合作也困難重重。
陸路已經完全斷絕，隻有幸運通過盟軍海上封鎖線的潛艇讓雙方還能有所交往。
比如日本向德國運輸原材料，而德國也給予日本技術上的支持。
中國雖然也很遠，但是可以通過陸路進行運輸。
畢竟現在德蘇關係很好，通過西伯利亞鐵路運送物資並不算難事。
無論是實力上還是實現難度上，日本似乎都並沒有碾壓中國的地方。
他們唯一比中國強的就是其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問題是跟他們一起隻會更早麵臨更強大的美國。
斯特拉瑟是打算提早開戰，但是他沒打算讓美國也提早下場。
所以無論如何，他都不支持跟日本進行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