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定陵被挖掘後，科學家對萬曆皇帝的屍體進行化驗，發現他的骨頭中含有嗎啡成分。
17世紀的英國醫生、臨床醫學的奠基人托馬斯·悉登漢姆歌頌道
“我忍不住要大聲歌頌偉大的上帝，這個萬物的製造者，它給人類的苦惱帶來了舒適的鴉片，無論是從它能控製的疾病數量，還是從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來看，沒有一種藥物有鴉片那樣的價值。沒有鴉片，醫學將不過是個跛子”。
這位醫學大師因此也獲得“鴉片哲人”的雅號。
一百至二百年前的清政府無法禁止鴉片、亦無法限製鴉片使用。
而西方國家大力傾銷鴉片到中國，逆轉西方世界對中貿易逆差，這些鴉片讓許多中國人成為“東亞病夫”。
道光皇帝旻寧，在他做親王的時候就是一個鴉片鬼，和他一樣喜歡鴉片的還有一些貝勒之類高級貴族。
旻寧寫了一篇歌頌鴉片的文章，洋洋得意地炫耀吸食鴉片後耳目聰明、心神清爽的感覺，說鴉片是真正的快樂源泉，甚至還賦詩一首來形容他的體驗。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上流社會的雅事，逐漸就被附庸風雅追逐時尚的中下階層的人所模仿複製，擴散到了整個社會。
一般來說，曆史上皇帝用的東西彆人不能僭越，上流社會的用品下層社會也無權享用。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國家通過法律禁止以下越上；國家也通過壟斷奢侈品的生產而排除下層社會的僭越。
但是，這些措施在清朝已難奏效。
國內雖然專製主義達到，但是國際上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國內追逐鴉片時尚的信息被追逐利潤的國際鴉片販子捕捉。
他們大量走私鴉片，因而價格不斷降低，致使底層販夫走卒都可以吸兩口，體驗一下上流社會趨之若鶩的富貴口味。
隨著近代中國鴉片的大麵積流行，吸食鴉片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脫離了“上癮”一說。
很多時候是一種待客的禮俗，尤其是高級煙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一種社交場所，這些煙館多設於商業中心區。
如當時上海最著名煙館當屬法租界的“南誠信”。
此外還有以陳設華麗而著稱的“閬苑第一樓”、“更上一層樓”、“眠雲閣”等。
據稱器具相當考究，“有紅木梨花的炕，雲銅黃竹的槍，廣州的燈，雲南的鬥”。
當時也有人指出，“頗覺一等二等者不必儘為吸煙之人，其或有事敘談，知己相約，展煙對憩，吞吐煙霞洵可藥也”。
以19世紀上海為例，自晚清鴉片貿易合法化後，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煙館據統計不下1700家”，“幾同茶、酒、飲食之店”。
僅英、法、美三國租界內就有104家。
“每家於一日夜之中極少開燈一百五十盞，每盞煙茶小賬極少一百餘文。則所入已有數千，其他小煙館棋市星羅寶不可以僂指，計合而算之則一日之內所費當不下萬餘金”。
而上海租界當局均向經營煙館的中國業主頒發許可證，並從中收取稅款，這成了租界當局的主要財源之一。
據統計，僅1865年，法租界財政預算總收入的103，000兩中，48，000兩為煙館及娼賭的營業收入。
同年英美租界的鴉片煙館營業收入為白銀5，000兩，1870年超過了10，000兩，到1880年達到了18，000兩，1890年為32，000兩。到1898年，超過了50，000兩。
看看西方國家單單用鴉片這一項就從大清賺取巨額銀兩，可以抵他們國內數年的收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