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萬盛世！
從首輔值房出來，魏廣德回到自己值房，就直接提筆給工部下了條子，要求他們重新討論膠萊運河和迦運河之利弊，同時對兩條運河所需耗費進行大致估算。
唯一單獨注明的，就是迦運河按照五年時間，利用農閒時間開鑿而不是如這時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樣，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連日連夜趕工，爭取最短時間完成的模式。
條子寫好後，魏廣德把條子交給蘆布，讓他派人送往工部，直接交到尚書朱衡手中。
魏廣德不知道的是，今日不經意的意見以及和張居正在值房裡發生的爭論，對大明的曆史走向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原本曆史上，自弘治年後，黃河逐漸頻繁地於歸德、曹、單和豐縣一帶向東決口，洪水漫淹魚台、沛縣一帶泗河，運道屢被淤塞，山東南部運河不再暢通。
時任工部及總河都禦史翁大立於隆慶三年和四年，先後三次向朝廷奏言改開新渠，以避黃泛。
“於梁山以南彆開一新渠，以避秦溝、濁河之險比來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河口以遠河勢。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
翁大立的建議，當時不僅未被采納，自己還因延誤漕運而獲罪罷官。
然而自他開始，卻引發了一場長達三十七年的“泇河之議”。
隆慶五年四月，黃河又在邳州決口。
這時工部尚書朱衡又奏請開泇河，於是朝廷命禮科給事中雒遵前去勘察。
雒遵勘察後上言，開泇河雖然取道便捷，但施工實在艱難，並列舉了“開泇三難”。
隆慶皇帝看了這個奏議，下令再次勘查。
這一次，總河都禦史萬恭回來後對朱衡講述所見所聞，讓朱衡轉變了看法。
奏報開泇“有三難，大略如遵指”，並說現在的漕河已經暢通了，徐、邳之間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開河了。
這個奏報再加上萬恭提出的“開泇六難”、“永罷開泇之策”之議等，使朝廷上反對開泇的意見占了上風，這樣開挖泇河的事也就作罷了。
朱衡當著魏廣德的麵再次提出開迦運河，其實也是相對於膠萊運河，開鑿迦運河要實際一些。
最起碼，新河完工後可供漕船通行，而不是如膠萊運河般，因為水量關係隻能過吃水較淺的船舶。
時光又至萬曆三年二月，時任總河都禦史的傅希摯再次上疏朝廷，重提開挖泇河。
他在《開泇疏》中係統闡明，治理黃河應當從它最大的禍患著眼，一定要使它從根本上得到治理。
傅希摯在疏中批駁了開挖泇河的“三難”之說，稱自己派鑽探、測量和繪圖的專人到“三難”的地方逐個勘察，得出的結論是可以解決上述難題。
傅希摯關於開挖泇河的奏疏，詳細寫明了解決辦法，如此深入詳實、精準透辟，入情入理，勢如高屋建瓴，實為一篇治水理論的傑作，這與一些官員奏章中常有的那種空泛、教條、庸冗之風，形成鮮明對照。
其基於實際的真知灼見，產生了強烈的說服力，這不能不使當時的萬曆皇帝為之讚賞。
萬曆看後，即命工部都給事中侯於趙，會同傅希摯和巡漕禦史劉光國，共同提出一個明確具體的議案來回報。
開挖泇河之役，看似已經說動了萬曆皇帝的心，即可成為現實。
然而，侯於趙實地查看後，卻提出了一些實際的問題，認為應該先開鑿良城伏石，事先修好豐、沛的堤防，再慢慢商議動工開挖泇河的事。
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報中的說法，也與侯於趙一樣，“謂開泇非數年不成，當以治河為急”。
萬曆皇帝聽後，很不高興。
責備侯於趙等人阻礙這件事，對其勘察的奏議表示質疑，並說這和傅希摯的奏議大不相同，指責他們是“不能靠其辦成大事的人”。
但實際上仍聽任了他們“先治黃河後開泇“的想法，使開泇之議再次泡湯。
至此，“開泇河”之議已成為一個燙手的山芋，對朝廷來說拿不起又放不下，朝臣們對此更是忌憚慎言，再不敢觸碰這個話題。
這種情況持續到萬曆二十一年，黃河又決口下漫沛縣、徐州，漕運再次被阻。
當時舒應龍任總河尚書，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魚台等縣積水的議題，奏準在韓莊開一支渠，從韓莊向東，引湖水經過彭河走泇。
韓莊支渠開挖雖然仍沒有解決運河避開黃淤的問題，但它卻在很大意義上揭開了開挖泇河的帷幕。
之後在萬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黃河大水之際，黃河又在徐州黃堌決口，河道向南遷移，徐州、呂梁以下河段幾乎斷流。
到此時，開挖迦運河已經由考慮變成必須，朝中大臣這才開始支持此議。
在劉東星主持下，於原來舒應龍開挖的韓莊支渠基礎上，對河槽加寬加深。
劉東星排除種種困難，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開通了泇河。
並於韓莊向北在湖東開河四十五裡，以便纖挽船隻，避免湖中行船風險。
泇河雖然初步開通，但尚不能通運，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淺，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廣糧船重大，艱以通航”。
萬曆三十一年，時任總河侍郎的李化龍再一次提出開挖泇河通運，並於次年正月上《請開泇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開泇河的“六善”、“二不疑”說，更全麵闡述了開泇通運和避黃的必要性及益處，言之具體而現實，深得萬曆皇帝的讚成。
詔命即刻集中力量開工，為漕運大計做好長遠的打算。
李化龍循舊跡，自夏鎮南李家口向東經種口，漸轉東南郗山，至韓莊折向東，經台兒莊轉東南至邳縣直河口入黃河，全長二百六十裡，統稱泇河，至萬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
至此，後世可見的京杭大運河才算徹底確定下來，直到新中國建立，運河依舊保持著現在的河道，再未改變。
實際上，迦運河的開通，基本上解決了黃河水患對漕運的阻礙，用清代治河專家、河道總督靳鋪的評價說“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泇河之績。既避黃河之險，又資泉湖之利”。
綜觀明代圍繞山東南部的治河保運，朝廷大臣在主張上形成兩派即“借黃行運”派與“避黃行運”派。
“避黃行運”派的主張從翁大立、傅希摯、舒應龍、劉東星、李化龍等人的議奏中，已看得比較清楚。
主黃派以潘季馴、萬恭、常居敬等為代表，他們認為當時的根本問題是黃河，隻要集中全力把黃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擺脫黃禍，又可以借黃行運。
潘季馴在萬曆年間開始嘗試用束水攻沙法，治理徐淮黃河的成功經驗證明，黃河淤塞運道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開新河。
在“泇河之議”中，以潘季馴為代表的主黃派反對開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