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彆管這些，我們還是儘快會月港吧。”
李錦回頭看了眼逐漸遠去的水師戰船，說了句。
很快，兩條大福船就掛起風帆，借著風力向大明駛去。
而此時的鄧子龍座船上，他已經召集了手下將官，研究該采取何種行動。
畢竟，他們擅自行動的話，必須一並和情報送回，讓水師提督俞大猷得知。
“回大明搬兵已經來不及了，不如直接聯係呂宋島上那些部族首領，讓他們召集軍隊隨我們作戰。”
有將官說道‘我記得，用我們的印信，是可以從朝貢國調動一些兵馬的。’
聽到他的話，鄧子龍低頭略微思索就輕輕搖頭。
此時明朝在傳統朝貢範圍內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條件允許下，即便是哨官這種下級武官，也可以手持印信，在朝貢國家中調集軍隊。
不過，這個印信，可不是說的他們身上的那些證明武官身份的東西，如令牌好印信一類的東西，而是軍令旗牌，也就是調動軍隊，需要有軍令和調兵令牌，也就是過去所謂的虎符。
虎符是我國古代用於傳達命令、調兵遣將的兵符，因其形似老虎而得名。
虎符由左右兩半組成，各自的銘文完全相同，右半由朝廷保存，左半則發給統領軍隊的將領，調動軍隊時，由君主或皇帝派出的使臣將符兩半相合，方能調兵。
不過到了大明，已經不講虎符了，而是憑兵部行文和將官令牌調兵。
如果是在邊鎮調兵，則需要兵部公文和總兵官的令牌，而在內地行省，隻是都指揮使大人的調兵令。
這樣的調兵令牌，其實俞大猷手裡也有，他的職位可是和都指揮使平級，不受東南各省都指揮使司管轄。
隻是可惜，他們出來可沒有預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兒，自然不會把調兵令牌交給他。
“大人，要不就用我們的印信試試？
這呂宋所謂的王，都多少年沒去過大明，想來對大明給他們立下的規矩也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雖然我們如此行事逾矩，可也是沒辦法的事兒。
否則，單憑我們這幾條船，根本不可能剿滅林鳳集團，攻占玳瑁城。”
另一個將官開口說道。
先前，鄧子龍已經把他的意思都告訴了手下眾將，他們也知道需要由大明攻占玳瑁城。
雖然不知道這背後有京城那邊的操作，隻以為是俞大猷的意思，畢竟剿滅林鳳海盜集團的功勞可不小。
他們作為軍人，自然也是想要立功獲賞的，自然要想法設法完成任務。
雖然他們這裡有十條戰船，但是其中一條蜈蚣船是作為傳信工具，聯絡信息用的。
這邊一旦定下來方案，蜈蚣船馬上就要起航返回大明，把這裡發生的事兒稟報俞大猷得知。
所以，實際上他們能留下來的戰船，也隻有九條。
至於為什麼不考慮征用李錦的兩條商船，還是算了吧，他們船上幾乎就沒多少武備，水手也不過百人，留下對戰事沒有什麼意義。
甚至，為了防備，還要分出人手盯住他們。
對於海商，特彆是那些水手，大明水師是時刻保持著警惕的。
要知道，大部分船民，當初其實或多或少都參與過倭寇團夥，誰知道其中哪些人和林鳳海盜集團有聯係。
到時候要是背後捅上一刀，貌似更危險。
而且，鄧子龍其實也收到過消息，那就是海上多少還是和海盜有聯係，畢竟他們要跑船，難免不和海盜遭遇。
若是一直給人送買路錢，念及細水長流，海盜一般也不會打劫送錢的海商。
畢竟一旦動手，那就是要死人的。
能白得物資和銀子，誰又願意拚著身家性命去博這一下。
這也成為大明所有海商內部的一個潛規則，那就是交好那些海盜，按時交上買路錢，生意才能做得好，財源廣進。
而這樣的潛規則，一直持續到明末。
應該說，雖然嘉靖朝的海盜，或者說倭寇很猖獗，但是其實力，終究還是比不過明末大海盜鄭芝龍的。
在崇禎元年九月，感受到明朝朝廷的一番誠意後，鄭芝龍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諸盜“為己任，歸順了明朝中央政府，詔授為福建巡撫熊文燦手下的“五虎遊擊將軍“。
於是，鄭芝龍坐鎮閩海，為明廷守備沿海以防海盜、倭寇和荷蘭人進攻時，所率部眾就達三萬餘人，各類戰船千餘艘。
彆以為汪直、徐海這些大倭寇實力是不是比鄭芝龍還強大，都有好幾萬人的規模，這個數字其實是虛的。
因為，十萬之眾的數字，包含不少依附在他們羽翼下的倭寇團夥，他們名義上聽從命令，但更多的時候還是各自為政。
而其中實力最強大的倭寇也就是汪直，手下真正的嫡係也不過三萬人，和鄭芝龍實力在伯仲之間。
不過，鄭芝龍的艦隊戰鬥力更強。
都知道，倭寇擅長陸戰而不擅長海戰，汪直、徐海肆掠的時候，正是東南沿海海防空虛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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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當時俞大猷能夠整頓浙江衛所水師，禦倭寇於海上，倭亂也未必會那樣蔓延整個大明沿海。
而鄭芝龍的時代，其部下已經徹底蛻變成海盜集團，強於海戰，陸戰對上疲弱的衛所兵，戰力也是不俗，但也就那樣。
所以，鄭成功那會兒，帶著數萬軍隊，依舊被滿漢八旗輕易擊敗。
也就是仗著戰船炮火的犀利，才能讓鄭家偏安一隅，勉強守住台灣。
至於收複台灣，好吧，那是因為破釜沉舟沒了退路，二就是島上荷蘭人太少，在那個信息傳遞慢和交通限製的年代，慢慢磨死他們。
而鄭家能打造出這樣的海盜集團，靠的可不是自己走私經商賺取財富，也包括其他海商送上的買路錢。
要知道，那時候鄭芝龍給每條海船開出的保護費高達三千兩銀子，隻要給銀子，就可以獲得他的令旗。
有了令旗，商船就可以橫行在東亞海域而不用擔心被海盜打劫。
甚至，就連當時的“海上馬車夫”荷蘭，為了商船在東亞海麵上的平安，也得掏銀子從鄭芝龍手裡買令旗。
有了大筆銀錢的收入，讓鄭家在明末成為東南沿海當之無愧的第一家族，靠的可不是明廷封的官職，而是手下已經膨脹到十萬規模的水師船隊。
而獲得這一切的根源，則是史書上記載很少的料羅灣海戰。
此戰，鄭芝龍指揮手下幾乎所有重炮戰船和明廷福建水師參戰，而對手則是國力蒸蒸日上的荷蘭艦隊和劉香海盜集團。
料羅灣海戰是一次明朝對荷蘭殖民者的自衛反擊戰爭，鄭芝龍廣泛吸取西方海軍的先進經驗與技術，組建強大的水師，首開東方國家在海戰中擊敗西方殖民國家的先例。
而對比於西方殖民擴張的曆史，指揮料羅灣海戰的鄭芝龍及其鄭氏家族正是中國海商勢力的代表，海盜出身的他們擁有獨立的軍隊和獨立的勢力範圍，甚至可以直接在海洋上與西方殖民勢力交鋒。
他們的發跡曆史，恰恰是西方無數海商勢力發跡曆史在中國的翻版，從某種意義上說，鄭氏艦隊的壯大以及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打擊，是中國人跳出大陸思維，開拓萬裡海疆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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