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的供述有著很多在現實中不可能實現的情節，隻要仔細核查，很容易就會查清。然而隻要是被告人承認有罪的供述，即使是不合理也會被采納。隻要是被告人否認有罪的供述，就算是合情合理也不會被認可。這種情況下，為了確證被告人供述與現實之間一致關係，辦案機關強行認定部分證據的證明效力。然後通過這些證據，強行將被告人與本案事實進行聯係，這才導致被告人被追訴。”
“現在我們說一下所謂的凶器，那柄短斧。短斧是從被告人鄭方家裡搜出來的不假。然而，這柄短斧到底是不是被告人的，被告人是什麼時候取得這柄短斧的，這些情況，偵查機關其實並不關心，也沒有進行過調查。”
“對於短斧本身的情況，偵查機關沒有展開調查。對於短斧所附毛發的血型情況，偵查機關卻專門展開調查。並且得出結論，毛發的血型與被害人的血型同為a型。”
“辦案機關在提交證據時，沒有說明，這柄短斧是被告人鄭方在六月十日才得到的。這之前，短斧一直放在證人鄭友權家中。辦案機關沒有說明，a型血是人類常見的血型，在東陽市有上百萬人有著同樣的血型。辦案機關沒有說明，這根毛發提取的時間為七月，距離起訴書認定的案發時間將近兩個月。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這柄短斧跟著鄭方出席了多次殺豬席，有幾千人接觸了這柄短斧，幾千人中有數百人是a型血型。而對於所附毛發的血型鑒定，根本就無法區分毛發到底是誰的。”
“公訴人一直在強調科學技術是客觀的，但他們沒有說掌握技術的人並不一定是客觀的。顱骨身源鑒定本來已經明確顱骨與蘇玲照片有些部位並不一致，卻還是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這個鑒定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顱骨身源鑒定時，鑒定專家承認相關部位並不一致，其在製作複原模型時，卻是刻意忽視掉這一點。這種情況下，由家屬來辨認模型，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麵對屍塊時，辨認不出來，麵對模型時卻可以做出肯定的結論。這不是因為屍塊本身的原因，而是因為模型做得像而已。”
田詩說完這句話，法庭上又是一陣哄笑。大家都知道田詩的意思，她是在諷刺辦案機關讓家屬辨認模型的舉動。模型本就不是實物，是後期加工出來的產物。好認不好認，全憑製作者的手藝。在照片已經鑒定人的情況下，模型的製作多比照照片一些，自然模型也就更像本人一些。這沒有什麼奇怪的，畢竟就是照著照片做的嘛。
“辦案機關沒有對法庭說出的話，由辯護人來說。大家可以看看，在這些情況的比照之下，辦案機關的證據又有什麼證明力。是證明被告人有罪多一些，還是更能證明被告人無罪多一些？”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辯護人也特意提請法庭注意，那就是第一天庭審過程中一直爭議的問題，被害人的死因以及消失的凶器？”
“屍檢報告並沒有明確被害人死因，被害人的死因是根據被告人的供述認定的。而依據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是被捂住口鼻窒息而死，又無法解釋屍檢報告中被害人頭部外傷骨折的情況。辯護人多次提出死者頭部外傷係鈍器擊打所致。那麼到現在為止，我們看到了辦案機關提交的鈍器凶器了嗎？”
田詩的問題讓法庭上下又是一片寂靜。案件到了這個時候，死者的死因是靠被告人自行供述認定的。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儘管公訴人解釋，相關外傷可能是分屍拋屍時導致的。但所有人都清楚，這不過是公訴人或是辦案機關的推測而已。
刑事案件中，辦案機關辦案可不能靠推測。尤其這是一起死刑案件，你依靠推測來確定案件的關鍵情節，這是一種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這一點就算不是法律人的旁聽人員也是知道的。
“辯護觀點三，辦案機關對於本案的相關事實並沒有調查清楚，也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嫌疑。關於本案的被害人是不是蘇玲，控辯雙方一直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地調查。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對於蘇玲本人的情況，辦案機關並沒有完全調查清楚。尤其是蘇玲本人失蹤的情況，偵查機關沒有查明。”
“在對蘇玲本人的調查期間，辯護人發現了一些與蘇玲失蹤與被告人鄭方無關聯的線索和證據。根據證人孫麗娜的證言，就是在起訴書確認的案發時間五月中旬，蘇玲遠在千裡之外的滇西省雲海市。這一情況，偵查機關並不掌握。”
“而蘇玲在滇西省雲海市出現，是因為情感糾紛。而這一情感糾紛，與鄭方並無關聯。公訴人說明了五月中旬是一個時間段，而不是一個時間點。蘇玲雖然在五月中旬與孫麗娜見麵。但不能證明，見麵的時間，與起訴書確定的時間是同一天。”
“公訴人的解釋突然讓我們認識到一點，本案的案發時間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查明。如果你去公訴人，又或者去本案的調查人員，這起案子到底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他們全都回答不上來。因為這件事情，這個關鍵情節，他們根本就沒有查明。”
田詩的話又一次震撼當場。一起死刑案件，最後居然連案發的時間都沒有查明，就被送交審判！
“因為沒有確認確切的案發時間，公訴人便有了更多的解釋空間。我們仔細想想，難道公訴人不應當向法庭證明案發的準確時間嗎。現在公訴人居然在用自己的瑕疵來作為抗辯的理由，這是不是有些讓人無法接受呢？”
“基於以上三點辯護意見，辯護人請求法庭宣告被告人鄭方無罪。也希望檢察機關能夠重視本案出現的證據缺陷，尤其是對鄭方在被羈押時所承受的不正常壓力進行監督。”
田詩在最後的結束語中，不但對法院提出了要求，也對檢察院施加了壓力。在這個時候，任何觀點都沒有隱藏的必要。而隨著田詩辯護詞發表完畢，整個法庭上下都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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