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這一禮，讓韓非久久無言。
早就聽聞曆代秦王求賢若渴，先有商鞅，再有張子，皆為秦王百般禮遇……
如今，他也受到這同樣的待遇，卻讓他百感交集。一方麵是禮賢下士的秦王確實讓人感動，一方麵是自家深諳權術的父王，兩相對比，韓非亦不由得心中苦笑。
真是……比不得啊……
非是韓非心中謗父，實則是以六國君主比之秦王，無有能及之者。
“秦王請起！”韓非伸手將嬴政攙扶了起來。
身後的喬鬆也是感佩莫名，待韓非落座之後，親自給韓非沏了杯茶。韓非連忙起身行禮以示感謝。
兩人同為一國公子，按理來說在地位上是相當的，他韓非還沒有資格讓秦國公子斟茶。隻不過是秦王在場，且以請教為名，秦國公子身為子嗣故此擔當侍從角色而已。
喬鬆可以自降身份，但韓非不能坦然受之。
此即為禮！
嬴政對於韓非是非常期待的，但並未因自己的期待而對韓非的要求有所降低，相反更加的嚴苛，所以上來就拋出了自己的問題“先生乃是荀子高足，又著有五蠹，孤憤等煌煌大作。嬴政學淺，今日冒昧相請，一則想聽聽先生對師門學問如何評判；二則想聽聽先生對自己學說如何看待。”
簡單幾句開場之後，秦王丟出的這兩個問題，卻讓韓非不得不慎重對待。
這兩個問題，看似論學，實則含義重重，直指要害。
其一，看似在問韓非對儒家看法，實則也在問你緣何出身儒家，卻所著為法家，是否對師門學問不滿？如此，是否有違儒家尊師之禮？
其二，第二問問韓非對自己學說的看法。人往往最難看清的，其實是自己。這一點問的極為巧妙，也非常難以回答。若是謙虛之詞，有貶低自己所學之嫌；若是誇大之詞，卻又有盲目自傲之嫌。因此，這需要韓非對自己有一個精準的定位，既不能過度自謙，亦不能極度自傲。
其三，兩個問題相結合，相對比，才是嬴政最關心的問題儒法之辯！
兩個問題，四重含義。
一旦回答的稍有不對，恐怕秦王此次遠來韓國對韓非的考校就要以失敗而告終了。
那麼，韓非可以回避問題，從而在秦王麵前藏拙嗎？
以常人想來，當然可以。反正韓非本就是韓國公子，無意仕秦，隨口應付兩句，將秦王打發走也就是了。
然而事實上……不行！
韓非身為法家最後一代大賢，能集法術勢於一身，其學說，其道理，其思想便不允許他這麼做，此之謂文人傲骨。
做學問，便要至精至誠！
藏拙之舉，固然解決了眼前麻煩，但麵對一個甘冒風險，如此放低身段向他虛心求教的向學之人，此舉卻足以令韓非心靈蒙塵，從此不再純粹，失去了麵對自己學說的勇氣。
所以，他不能違背本心，不行！
因此，韓非正襟危坐，將自己所思所想表述了出來。
正如韓非之前對王儒與腐儒的劃分，他對於儒家學說，態度也很明確，讚成者有之，駁斥者亦有之，並非是全盤讚成或否定。對於荀子思想中王道的部分，也表示了反對，絲毫沒有因為荀子是自己的老師，而有任何作偽。
這一點，讓喬鬆很是敬佩。這是一種辯證的看法，也是韓非學說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其著作中也有涉及。
講完對儒家的看法，則是對於自己的學說。
在自己研讀後人整理出來的《韓非子》一文的時候，喬鬆便有自己的感悟。然而，當韓非這個作者親自解釋起來，卻讓他對其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認知。
與法家先輩最大的不同之處，便是韓非以勢為根，以法為軸，以術為察，構建出了一個恢弘而完善的法家學術體係。
提起法家，就必須提起先賢慎子，他率先提出勢治的理念，明確指向國家最高權力，也就是君王。慎子認為，沒有最高權利，任何治道實施都無從談起，是謂無勢不成治。
所謂勢者，乃是人在權力框架中的居位。位高則重，位卑則輕，是為勢也。
然而這種學說卻有一個致命漏洞，那就是不能辯證清楚權力與法治的關係也就是君王與法治之間到底孰高孰低？這就導致了春秋戰國時期，有許多賢明之君仍舊無法治理好國家。
正因為這種缺憾，才會有商鞅，李悝等人出現。他們將國家的治道之本定為法，認為法律一旦確定，便具有最高權利不能撼動的地位，即所謂舉國一法，唯法是從。
商鞅變法之時，時任太子的惠文王就因為觸犯法律而被發配民間，其老師公子虔更是被處以劓刑，被公子虔認為奇恥大辱。要知道，那可是在孝公繼位初期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公子虔。
可依然受到了懲處。
即所謂，法不避親，法不阿貴，便是如此。
韓非的學說繼承了商鞅等人的看法，同樣認為勢是法治的源頭根本條件，又清醒的認知到僅僅依靠勢治不足以明法治國——勢治過甚，則與人治無異。而人治，則是法家力求避免的。單憑勢治，無法治天下，需法勢結合，方能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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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術治。法家所言之術，指的是治吏之道。
提起術治，就不得不提十使韓昭侯用術的申不害。韓非身為韓國公子，對於申不害所提倡的術治可謂是深惡痛絕。
申不害的理念根基在於法最終還是由人來製定推行，隻要統治好了這群人，律法便能順利推行。
說白了，這就是馭人之術，也就是所謂的帝王權術。
很顯然，僅憑馭人之術是無法治理好一個國家的。韓國現如今的狀況便是證明——韓國法令龐雜，甚至有當初晉國法令與今日法令並行的怪異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