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墨家祖師墨翟批駁儒家之後，儒家和墨家就一直不對付，二者之間的關係極其複雜。
在先秦時期，儒、墨兩家是諸子百家中最具影響力的兩派學說。這並非指的是君王應用兩者，而是指二者在民間的影響力，學此二者的人數多寡。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裡，儒墨似乎是涇渭分明的存在，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
墨子學於儒家，學而思之，認為儒家理論有誤，故此才有了墨家。因此可以說，墨家是因為儒家的存在而存在的，天生就對儒家有針對性。但墨子也並非全盤否定儒家思想，準確的來說是基於認同而產生的針對，這個“認同”就是“仁”。
舉個例子，二者之間的關係就好似硬幣的正反兩麵。
儒、墨都講“仁”，分歧所在其實是“禮”，這裡的“禮”指的是自西周開始建立起來的禮樂製度。
孔子將“仁”和“禮”進行了結合，而墨子是在提倡“仁”的同時並反對儒家的“禮”。注意，是儒家的“禮”，墨子並不是反對所有的“禮”，所以，《墨子》一書的很多觀點都是在反駁儒家觀點的基礎上來立論的。
總結成一句話就是儒墨的分歧，在“禮”而不在“仁”。
儒、墨的“仁”的觀念其實是同源的，都來自宋國，孔子的祖上可追溯到宋前湣公，墨子的祖上可追溯到宋桓公，源頭自然都是微子和微仲，是商的遺民。
正因為祖上這樣的淵源，所以宋襄公這類人出現在宋國一點都不奇怪。他並不是什麼假仁假義，是真講仁義，而且還要輸出仁義。如果說孔子是從文化渠道輸出“仁”，他就是從政治渠道輸出“仁”。他悲劇的原因，無非是受一種更古老的文化觀念的影響而不能與時俱進罷了。
孔子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以商的“仁”結合了周的“禮”。這是開創性的，他對兩種文化的吸收與祖上從宋國遷至魯國有關，宋國的文化悠久，而魯國又是周禮的典範。所以說，孔子的開創性的學說同他個人的人生經曆有直接關係。
墨子不具備孔子的經曆，其思想受禮樂製度的影響較小，他堅持的“仁”更偏向於仁的本意，輸出的是原汁原味的宋國的“仁”，準確地說，是宋人對祖先的想象，即美好的禪讓，這是“兼愛”思想的源頭。
《墨子》的很多觀點其實都可以在商文化中找到蹤跡，如“天誌”、“明鬼”等，認為鬼神是存在的，而儒家則尊奉“子不語怪力亂神”。
所以，如果把儒家歸為複古主義，那麼墨家就是極端複古主義。
在法家韓非《五蠹》一書中，將二者都比喻為守株待兔的農夫。其開篇“宋人有耕田者”，顯然是在故意指名道姓的嘲諷儒墨兩家。
儒墨並不是徹底對立的，他們是在“仁”的共識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對立。而道家與他們的差彆在於，道家直接否定了“仁”的價值。
總結一下，儒比墨現實，墨比儒理想。儒複古，墨複更古。而在道家看來，他們都不夠古。
正是有此淵源，儒家對於墨家的敵視更甚於法家。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正是因為二者都認同仁，卻對禮的解釋有所不同，對於不知情者，很有可能誤解雙方經典。
這是對仁解說的不同，比起其他諸子根本不認同仁，更加的危險。
孔子都有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之舉，更遑論其所創儒家呢。
六指黑俠如此直白的話頓時讓其他人大感意外，旋即便露出了一副看熱鬨的表情。
正是知曉儒墨兩家的恩怨，所以今日所來的百家中其他人對於儒墨兩家的衝突可是很感興趣的。此時如果案幾上有一塊西瓜，恐怕早就吃瓜看戲起來了。
對於六指黑俠咄咄逼人的態度，伏念一點兒都不生氣。
這才哪兒到哪兒，想當初他當上儒家掌門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那些各脈大儒考校他學問的時候，唾沫星子都快噴他臉上了，他還不照樣舌戰群儒？
但是，不生氣歸不生氣，想讓伏念當做沒聽到那也是不可能的。
伏念隻是輕描淡寫的撫了撫自己的胡須“巨子此言差矣，在下從未有強迫之意。墨家入不入太學，全看墨家自己的選擇，不在於秦國，亦不在於儒家。
隻不過，紙張初創，限於原材料儲備不足，以及人手的因素，產量十分有限。除滿足秦國各級官吏所需之外，近幾年內隻能少量給太學。
關於這個問題，巨子大可放心，儒家既然奉王命執掌紙張推廣一事，自然不會敝帚自珍。待再過幾年，這紙張產量上去了，伏念定會上書請求王上，將紙張給天下人。”
“師兄此言大善，李斯屆時定會助師兄一臂之力。”李斯也是笑意盈盈的開口道。
六指黑俠被狠狠的噎了一下，這話聽起來沒什麼問題，產量的事兒誰也責備不了。但仔細琢磨一下，就能發現伏念的話全都是模棱兩可，根本不給他明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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