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派決定親自送鄭海珠等人去登州。
並非出於禮賢下士的目的，而是鄭海珠的精神麵貌，多少刺激了他。
小王爺意識到，即便這樣出身草根的女子，若四處闖蕩見世麵，那番所思所想的能力，以及所做作為的勇氣，亦會頗為可觀。
所以，他決定親自考察一下橫穿山東半島至登州府的商路，以及向登州知府陶朗先問一問，如今的登遼海道是不是像朝廷官宣的那樣，已經荒蕪寥落，就連給遼地駐軍的棉衣餉銀，也多往山海關那一頭走了。
正好這一回出了聞香教的事，朱以派代表魯王，去與抓了邪教小頭頭的陶朗先商議，兗州知府在邸報裡寫給朝廷看，也不會引發京師那邊對於藩王的疑心。
鄭海珠當然求之不得。
根據許三的經驗，遼海還有一個月就會完全封凍了，兗州至登州有近千裡，他們如果不能及時趕到登州，麵臨的選擇將會是，要麼在登州傻等到明年春天開凍，要麼折身北上，過天津衛出山海關，走陸路進入遼西，再度過遼河，才能抵達遼陽與毛文龍見麵。
後者不隻是路途遙遠的問題，關鍵是又要被各種名目的稅卡盤剝。
織造局的劉時敏提醒過鄭海珠，尤其大沽、灤州到山海衛，沿途有許多河北籍太監私設的稅卡，還是能走海路就走海路吧，給登州巡海道水師的買路費，肯定要比給太監的買路費少。
所幸現在有了魯王宗室的車隊，從兗州一路東荇，不但跑得快，還少了許多盤問阻攔。
鄭海珠善於察言觀色，在兗州時就鼓勵郭氏隨丈夫一起去，並且很誠懇地告訴她，在江南，士紳的妻子，比如自己最初投靠的小姐韓希孟，是擁有相當大的旅行自由的。堂堂鎮國將軍夫人，為什麼要將自己禁錮在後宅中呢？
朱以派也欣然應允。
於是，一路上，因有郭氏在旁陪伴，鄭海珠就不必在意避嫌，可以用大把的時間，給朱以派洗腦，闡明為何要把兗州煤礦股份製化。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朱以派很快理解了一堆新名詞宗室股東，商社股東，表決權，股息，每股分紅，有限責任，出資方，管理方。
以及最重要的一個詞公司。
朱以派化繁為簡地理解了一下，就是，自己需要說服魯王朱壽鋐，將魯藩的宗室成員，依照勢力大小，劃分對於兗州煤礦的持股比例，進行每年分潤。
這看起來是將魯王自己碗裡的肉剜出去不少，但其實是分擔了政治風險，用錢堵住下級宗室成員的嘴，彆因為眼紅魯王和泰興王父子坐享煤礦利潤，而去皇帝跟前說壞話。
萬莫小瞧了明代這些藩地內勾心鬥角的激烈程度，就連儀賓，也就是郡主縣主們的丈夫，都得小心。
畢竟就在十幾年前，湖北的楚藩，便發生過儀賓揭發第九代楚王並非朱家血脈的桉子，或許動機隻是為了將那一任的楚王弄下王座、讓自己的大舅哥坐上去。
而鄭海珠，想倚靠魯藩這棵大樹，嘗試股份製公司，她的目的，當然不僅僅是避免魯王朱壽鋐陷入“宮鬥劇”。
她在代表現在和未來的文官權力的黃尊素、盧象升、孫元化身上押了注，在代表西學東漸的徐光啟身上押了注，在代表皇權的太監劉時敏身上押了注，在代表軍隊武力和海上貿易權的毛文龍、顏思齊身上押了注，但這些，還不夠。
與剛穿越來、隻能從韓府的雇員仆人做起不同，現在她有了一點點資本與實力，就要讓自己、毛文龍、顏思齊都有話語權的“濠明商社”，以及自己有完全話語權的航運保險社，像後世的“法人”股東一樣，通過股權滲透，進入魯藩的經濟帝國。
這些時日，鄭海珠觀察朱以派，即使他已算得宗藩裡的清流，也仍然開口閉口“我朱家”。
不妨嘗試新的經濟模式，是否會一點點瓦解“我朱家”、“九千歲”這些家天下或者個人極權的外殼。
這種可以抄作業的模式，就是公司製。
公司製在真實曆史上的開創者，乃是荷蘭。
而如今的時空下，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狡猾而野心勃勃的成員們，鄭海珠在福建月港和台南已經領教過。
無可否認的是，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是先進的。
隻有將出資方和管理方分開，將商業主體從個人權威中剝離出來，將無限責任變成有限責任，將股份變成可以轉讓甚至流通的金融資本，商業主體的所有者也好，經營者也好，心態與眼界才能真正地開闊起來。
“公司”的本質，其實就是“契約”二字，而經濟生活中契約意識的建立，必定會帶來社會心理上的平權意識。
君權，父權，夫權……人們將漸漸發現，自己曾以為天定的尊卑地位，並不是那麼不可動搖的。
更不能允許深山老林裡的那些野蠻人，將自己稱作“包衣”和“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