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悠久的曆史長河中，明朝作為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其政治、文化、軍事上的諸多事跡至今仍為後人所津津樂道。在這一時期，湧現出一批批才華橫溢的政治家，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膽識，推動著帝國的車輪滾滾向前。其中，李賢，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深邃的文學修養，以及對國家的忠誠奉獻，成為了明英宗時代的一根重要支柱，其一生波瀾壯闊，影響深遠。
一、科舉入仕，仕途初顯
李賢出生於明成祖永樂七年（1409年），自幼聰慧好學，飽讀詩書，立誌於經邦濟世。宣德八年（1433年），正值而立之年的李賢，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高中進士，這標誌著他正式踏入了仕途。科舉的勝利不僅僅是對其學問的認可，更是打開了通往權力中樞的大門。初入官場，李賢被授予吏部驗封主事的職位，負責官員的考核與任命，這對於剛入仕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頗高的位置，也是對其能力的初步肯定。
在隨後的歲月裡，李賢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勤勉的工作態度，在吏部逐步晉升。考功、文選郎中等職位的曆練，讓他對官僚體係的運作有了深入的理解和掌握。這兩個職位分彆負責官員的考核與選拔，李賢在此過程中展現出了非凡的行政才能和識人用人的眼光，為朝廷選拔了一批批有為之士，同時也為自己積累了廣泛的人脈和寶貴的經驗。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是李賢政治生涯中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明英宗朱祁鎮決定親征北方的瓦剌勢力，李賢作為朝中重臣，自然隨軍出征。然而，這場戰役卻以明朝軍隊在土木堡的慘敗告終，明英宗本人也被俘虜，史稱“土木堡之變”。在這場國家危難之際，李賢憑借其機智與勇氣，成功脫離戰場，安全返回京城。這一經曆不僅是對他個人忠誠與勇敢的考驗，更為他在朝中的聲望增添了濃厚的一筆。在那之後，李賢的名字與“土木堡之變”的英勇逃脫緊緊相連，成為了他政治資本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二、輔佐兩朝，政績斐然
景泰年間，大明帝國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外有邊患頻仍，內則因“土木堡之變”而元氣大傷。此時的李賢，已不再是初入仕途的青澀官員，而是逐漸成長為一位深諳治國之道的重臣。他深知國家正處於關鍵時刻，於是精心擬定了“正本十策”，這是一份旨在從根本上整頓朝綱、恢複國力的政策建議，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方麵，充分展示了李賢的全局視野和深刻洞察力。這份奏疏得到了明代宗朱祁鈺的高度讚賞，視為治國理政的良方。李賢因此被提拔到更高職位，先任兵部侍郎，後轉戶部侍郎，最後成為吏部右侍郎。這一係列的任命，不僅標誌著李賢在軍事、財政及人事管理領域的全麵才能得到認可，更意味著他已正式步入帝國的核心決策層。
然而，李賢的政治生涯並未止步於此。隨著明英宗朱祁鎮在“奪門之變”中重新奪回帝位，李賢的政治地位非但沒有受到衝擊，反而更加穩固。英宗複辟後，深知李賢的忠誠與才能，故將其任命為翰林學士，不久便納入內閣，這標誌著李賢正式成為國家最高決策機構的一員。隨後，李賢又被提拔為吏部尚書，掌管全國官員的選拔與考核，這一職位的分量，足以體現他對英宗朝政的巨大影響力。
李賢在英宗朝的地位之重，還體現在一個特殊的曆史時刻。英宗晚年，因病重而不得不考慮後事，他選擇了李賢作為托孤重臣，委托其輔助太子朱見深（即後來的明憲宗）。這一決定，無疑是英宗對李賢無比信任的體現，也是李賢在皇室中無與倫比地位的證明。李賢不負所托，在英宗去世後，繼續輔佐年輕的憲宗，確保了政權的平穩過渡，展現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遠的國家責任感。
在輔佐兩朝的過程中，李賢的政績斐然，他不僅積極參與國家重大政策的製定與實施，如平定邊疆叛亂、改革稅製、整飭吏治等，還在文化教育方麵有所建樹，鼓勵文學創作，提倡學術研究，為明中葉的文化繁榮做出了貢獻。
三、改革弊政，舉賢任能
在李賢的政治生涯中，改革弊政、舉賢任能是他最為人稱頌的政績之一。麵對明朝中期日益嚴重的宦官專權和武將乾政現象，李賢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勇氣和深沉的改革決心。特彆是針對權閹曹吉祥和武將石亨這兩位權勢熏天的人物，李賢沒有選擇妥協，而是堅決站在了正義的一邊，力圖肅清朝廷中的腐敗與混亂，恢複國家正常的統治秩序。
曹吉祥與石亨，一位是手握禁軍、乾預朝政的宦官，另一位則是因“奪門之變”有功而權勢日盛的武將，他們的存在嚴重威脅到了皇權的集中和國家的正常運行。李賢深知，若要使國家機器順暢運轉，必須首先清除這些毒瘤。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威望和智謀，巧妙地與這兩位權臣周旋，同時暗中搜集證據，準備時機成熟時給予致命一擊。儘管這一過程充滿了風險，甚至一度使他處於極度危險的境地，但李賢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最終在複雜的宮廷鬥爭中取得了勝利，有效地遏製了宦官和武將的囂張氣焰，為明朝中期的政局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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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選拔與言論自由方麵，李賢更是有著超前的認識和實踐。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興盛與否，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彙聚天下英才，並允許他們暢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見。他推行了一係列選官製度改革，注重官員的德才兼備，強調考核的實際成效而非表麵文章，這使得一大批真正有才能的官員脫穎而出，充實到各級政府部門，極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清廉度。同時，他還倡導言論自由，鼓勵臣子們敢於直言進諫，哪怕是對皇帝的批評也不避諱，這樣的風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治的清明，增強了政府的自我糾錯能力。
然而，李賢的改革之路並非一片坦途，他也因此樹敵眾多。在推行人才政策時，由於種種原因，他與一些同樣有才之士產生了衝突，如對葉盛的壓製和嶽正的排擠，這些做法在當時及後世引發了不小的爭議。特彆是未能及時援救羅倫一事，讓一些人認為李賢在關鍵時刻未能堅持原則，保護無辜，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完人”的形象。這些爭議說明，即便是如李賢這般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也難以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做到麵麵俱到，每一步決策都可能麵臨道德與利益的艱難抉擇。
四、文達公的文學成就
李賢的文學成就，如同他政治生涯中的一顆璀璨明珠，映照出他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獨特的人格魅力。在那個盛行華麗辭藻、講究形式美的明代文壇，李賢的文學作品如同一股清流，以其質樸無華、優雅自然的風格獨樹一幟。他的詩文不追求繁複的修辭和雕琢的辭藻，而是以真摯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見長，這不僅反映了他深厚的文學修養，也展現了其正直不阿的人格特質。
李賢的文學創作涵蓋了詩歌、散文等多種體裁，他的作品往往貼近生活，蘊含哲理，表達了對社會現實的關切和個人情感的抒發。在內容上，他既能書寫對國家大事的見解與憂慮，又能細膩描繪日常生活中的點滴感悟，展現了他作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和作為文人的敏感細膩。這種結合了實際政務經驗與文學創作的雙重身份，使得李賢的作品既有深度又有溫度，能夠超越時代的局限，觸動人心。
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李賢文學作品的高度評價，是對他文風的最好總結。“無矯揉造作之習”不僅讚揚了李賢作品的自然流暢，更深層次地反映了李賢作為一位文化人的獨立精神和高尚情操。在當時文壇普遍追求形式美、堆砌辭藻的風氣中，李賢堅持自我，不盲目追隨潮流，這種文學追求與他政治上力主改革、舉賢任能的理念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他完整而獨特的個人形象。
五、身後榮哀與曆史評價
李賢於成化二年十二月（1467年1月）逝世，享年五十九歲。他的離世，對明憲宗而言，是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輔弼。朝廷追贈其為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號“文達”，以表彰其對國家的貢獻。到了清康熙年間，李賢更是被從祀曆代帝王廟，其曆史地位再次得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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