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績突出
在明英宗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才華橫溢的王恕通過科舉考試的嚴峻考驗，脫穎而出，高中進士，隨後被選為庶吉士，踏入仕途。他初入官場，便展現出非凡的政治智慧與魄力，任大理左評事，旋即升遷左寺副。在此期間，他深刻洞察司法體係中的不公，上疏六條關於刑罰不當的改革建議，均獲朝廷采納並付諸實施，初步顯露了他在行政與法律領域的深刻見解與改革決心。
轉任揚州知府後，王恕的政績更為顯著。彼時，揚州地區遭遇饑荒，民生凋敝，王恕不顧等待朝廷冗長的審批流程，毅然決然地自行決定開倉放糧，迅速緩解了當地民眾的燃眉之急。這一舉動不僅體現了他對百姓疾苦的深切關懷，也顯現了其果敢決斷、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與此同時，他深感教育的重要性，創立資政書院，致力於培育地方人才，為揚州乃至更廣泛區域的文化與教育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天順四年（1460年），因其卓越的政績，王恕被破格提拔為江西右布政使。在江西任上，他不負眾望，成功平息了贛州地區的寇亂，進一步穩固了地方秩序，贏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讚譽。明憲宗朱見深即位後，鑒於朝政需要整頓，特下詔要求對官員進行嚴格考核。王恕因其政績斐然，不僅未受波及，反而接替了被罷免的河南左布政使侯臣之職，其聲望與地位進一步提升。
成化元年（1465年），荊襄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流民起義，王恕臨危受命，被提拔為右副都禦史，負責安撫與治理流民問題。然而，正當他肩負重任之時，卻遭遇了母親去世的沉重打擊。朝廷雖僅允其短暫奔喪，但王恕依然忍著喪母之痛，迅速返回崗位，與尚書白圭攜手，不僅平定了以劉通為首的大規模起義，還擊敗了其餘黨石龍，期間，他強調軍紀，嚴禁濫殺無辜，確保了社會秩序的平穩過渡。戰後，流民得以有序安置，社會逐漸恢複安寧。
因功勳顯著，王恕被調任河南巡撫，並升任左副都禦史，後又轉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在此期間，他因父親去世離職守喪，喪期結束後，他又以原職總督河道，主持了包括高郵、邵伯等湖泊的疏浚工作，以及雷公、上句城、下句城、陳公四水塘水閘的修繕，有效改善了當地的水利條件，保障了農業生產與民生安全。當時恰逢自然災害頻發，王恕的這些舉措對於緩解災情、穩定民心起到了關鍵作用。鑒於此，憲宗皇帝不僅免除山東一年的租稅，還在京城周邊減免了大量賦稅，以示體恤民情。不久，王恕被改任為南京戶部左侍郎，繼續在新的崗位上發光發熱，為國家的繁榮穩定貢獻自己的力量。
二、威行徼外
成化十二年（1476年），麵對雲南邊疆的複雜局勢，大學士商輅等人深知該地戰略位置重要，西連諸夷，南接安南（今越南），但鎮守雲南的太監錢能卻貪腐無度，嚴重威脅邊疆安全。因此，朝廷決定派遣具有高度威望的官員前往雲南擔任巡撫，以整頓邊務。王恕因此被委以重任，由左副都禦史改任，抵達雲南後隨即升為右都禦史，彰顯了朝廷對其的信任與期待。
王恕甫一到任，便著手調查錢能的不法行徑。他發現，錢能不僅私通安南，通過指揮郭景等使者向安南王贈送珍貴禮物，企圖打通雲南至安南的通道，還頻繁勾結地方土司，收受賄賂，其行徑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王恕果斷行動，派遣騎兵緝拿郭景，郭景聞風自殺。王恕隨即上疏彈劾錢能私通外國，請求按律嚴懲。然而，錢能利用其在朝中的影響力，通過獻上黃鸚鵡等手段試圖討好憲宗，以圖逃避懲罰。王恕堅持正義，不僅要求徹底禁止賄賂行為，還將錢能的種種惡行公之於眾，力陳若不嚴懲錢能，恐重蹈過去因邊疆官員失職而導致的覆轍，呼籲憲宗以國家利益為重。錢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急忙通過宮廷內的親信向憲宗求情，意圖迫使王恕離開雲南。
在此關鍵時刻，因與權臣汪直不合，商輅、項忠等正直朝臣相繼被罷免，朝廷內部的政治平衡發生了微妙變化。王恕因此被調回南京，負責都察院事務，這實際上減弱了他對錢能案的直接影響力，使得針對錢能的彈劾未能得到徹底解決。儘管如此，王恕在雲南的九個月時間裡，以其雷厲風行的作風和正直無私的品質贏得了廣泛尊重，不僅使得黔國公沐琮等地方官員心生敬畏，還有效地震懾了外部勢力的侵擾企圖。他洞察到安南接納叛人、派遣間諜、籌備兵器的陰謀，及時請求增設副使，強化邊防，確保了雲南邊界的穩定，未讓敵人得逞。
王恕在雲南期間，共上疏二十次，每一份奏折都充滿了對國家安危的憂慮和對正義的執著追求，其聲望和正直的名聲響徹朝野，成為一時佳話。儘管他在雲南的任期不長，但其一係列果斷有力的措施，不僅遏製了貪腐勢力，也鞏固了邊疆的安寧，展現了古代官員忠誠為國、勇於擔當的精神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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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屢上諫言
王恕在南京任職兵部尚書期間，其正直無私的作風進一步展現，他嚴格選拔官員，杜絕私人請托，雖然因此引起一些同僚的不滿，但他堅持原則，不為所動。麵對錢能的持續詆毀，憲宗皇帝對王恕的多次直言勸諫漸感不悅，遂將他調任右副都禦史巡撫南畿，負責南畿地區的政務與防務。
在南畿，王恕針對官田與民田稅收不公的問題進行了改革，適當減輕了貧民負擔，增加了官田的收益，以求平衡。他還解決了常州地區糧稅超額征收的問題，通過調整稅賦，既緩解了朝廷的財政壓力，又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在遭遇水災時，他不僅奏請免除了大量秋糧，還組織了大規模的救濟活動，救助了數以百萬計的災民，展現了其深厚的民本思想和高效務實的治理能力。
同時，王恕對當時宦官橫行、濫用權力、搜刮民脂民膏的行為深感痛心，他多次上疏朝廷，揭露這些不法行為的危害，尤其是對宦官王敬及其黨羽的橫行霸道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當王敬一行人在江南各地肆意妄為，王恕毫不猶豫地上疏彈劾，列舉其罪狀，最終促使憲宗皇帝采取行動，嚴懲了王敬及其黨羽，斬首示眾，彰顯了法律的尊嚴和正義的力量。
儘管王恕在南京任職期間，麵對重重阻力和權貴的忌恨，他依舊保持了剛正不阿的本色。當林俊因直言遭囚，王恕再度挺身而出，為林俊辯護，反對不必要的寺廟建設浪費國庫，他的正直言論雖然惹得憲宗不悅，卻贏得了百姓的廣泛尊敬和愛戴。王恕的每一次上疏，幾乎都成了民間期待正義的象征，他的名字在民間傳唱，成為清廉官員的代名詞。
王恕一生中，累計應詔陳述政事二十一次，提出建議三十九次，每一次都力圖糾正時弊，抑製權貴的胡作非為。他的堅持和勇氣，讓他成為了那個時代的一麵旗幟，儘管也因此樹敵眾多，甚至引起了憲宗皇帝的厭煩，但王恕的名聲卻越發響亮，被百姓譽為“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其清正廉潔、勇於擔當的形象深入人心，成為了後世官員的楷模。
四、被迫致仕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明憲宗啟用了一種特殊的官員任命方式——傳奉官，即通過直接由皇帝口頭或書麵命令的方式授予官職，這種方式往往繞過了正規的科舉或薦舉程序，導致大量官員素質參差不齊，甚至有貪汙腐敗之輩混入官場。對此，王恕秉持一貫的耿直風格，對這種做法提出了更為激烈的批評，他認為這不僅破壞了正常的選官製度，更是對國家治理的長遠傷害。然而，憲宗對王恕的進諫非但沒有采納，反而因頻繁的直諫感到不悅，雙方的矛盾日益加深。
王恕在朝中早已享有崇高的聲譽，其正直不阿、勇於直言的形象深入人心，此前已被加封為太子少保，這本是對其貢獻和聲望的認可。但就在這時，南京兵部侍郎馬顯請求辭職，憲宗在批準馬顯辭呈的同時，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在批文中加入了讓王恕以太子少保的身份退休的決定。這一突如其來的命令震動了朝野，許多官員和民眾對這位正直老臣的被迫退休感到震驚與不解。
王恕的離開，標誌著朝中一股清流的暫時消退。他雖離開權力中心，回到家鄉，但其聲望並未因此減損，反而因遠離了官場的爾虞我詐，更加受到民眾的尊崇。朝中不少正直的官員，如工部主事王純，仍然懷念王恕在朝的日子，公開表達對王恕的敬仰之情。王純甚至大膽地將王恕比作西漢時期的名臣汲黯，後者以剛正不阿、敢於直言著稱，這一比較無疑是對王恕人格的高度評價。然而，這樣的讚譽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卻是一種危險的行為，王純因此遭受了杖責之刑，並被降職為偏遠的思南府推官。
五、重起任職
明孝宗朱佑樘即位後，朝局迎來了新的氣象，王恕這位曾因直言進諫而被迫致仕的老臣，終於在新皇帝的任期內重獲啟用，被召回朝廷，擔任了吏部尚書，不久還加封為太子太保。這一任命，無疑是明孝宗對王恕過往政績與清正名聲的肯定，也是對朝野上下對王恕複出呼聲的回應。
然而，王恕的回歸並非一帆風順，特彆是與內閣大學士劉吉的關係尤為緊張。劉吉因過去被彈劾時，朝臣常舉薦王恕取代他，心中對王恕積怨已久，故在王恕複職後，對王恕的每一步動作都加以阻撓，尤其是在官員的選拔任用上，劉吉常常暗中作梗，使得王恕的許多建議難以實施。
其中，王恕推薦河南布政使蕭禎為陝西巡撫一事，遭遇了孝宗皇帝的猶豫，孝宗最初並未采納，而是要求另選他人。王恕對此堅決上疏，認為皇帝若認為蕭禎不適宜，便是對自己判斷力的質疑，請求放自己回鄉養老。孝宗最終被王恕的誠意與堅持所打動，接受了蕭禎的任命。這一事件，不僅體現了王恕對所薦人才的堅定信任，也反映出他不計個人得失，一心為國選賢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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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恕的不懈努力下，儘管時常遭遇朝中阻力，如言官董傑、湯鼐、韓重等人的非議，以及劉吉等人的排擠，王恕依然堅持以國家利益為重，對內政外交諸多事宜積極建言獻策。他不僅關心國家製度的嚴謹性，反對隨意提升宦官官職，還注意維護皇室聲譽，反對過度封賞皇親，如對徽王朱見沛求田土的請求表示反對，認為不應因此損害百姓利益。在人事任免上，王恕力主公正，反對以私情封賞，如反對通政經曆高祿的越級升遷，以及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人的不當待遇增加。
六、晚年歸鄉
在王恕與丘濬不合的背景下，朝廷內部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丘濬作為禮部尚書，與王恕同為太子太保，但王恕作為六卿之首，地位高於丘濬。丘濬入閣後，對於王恕在吏部的強硬態度感到不滿，二人在官員考核和任免問題上分歧顯著。王恕堅持原則，對不稱職的官員進行貶退，但丘濬則多次通過聖旨乾預，留用了王恕認為應該罷免的官員，兩人之間的矛盾因此加深。
王恕麵對這種情況，多次上疏力爭，卻未得到滿意的結果，於是請求辭官以示抗議，但孝宗皇帝並未批準他的辭職請求。其間，太醫院判劉文泰因個人恩怨，受到丘濬的唆使，偽造奏章誹謗王恕，稱其在個人傳記中自比古代賢臣伊尹、周公，且指控王恕扣押官員奏疏，影響朝政。王恕針鋒相對，上疏辯解並指出劉文泰的小人行徑。孝宗雖將劉文泰下獄審訊，查明真相，卻並未深究丘濬的責任，僅對劉文泰進行了輕微處罰，同時責怪王恕有沽名釣譽之嫌，焚毀其傳記雕版，這一處理結果讓朝臣對丘濬頗有微詞。
王恕在經曆了這次風波後，愈發感到心灰意冷，再次請求離職，孝宗最終允許他以平民身份歸鄉，且未給予其應有的退休待遇。儘管如此，王恕的名聲並未因此受損，反而在民間和部分朝臣中贏得了更高的尊敬。
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後，對王恕的正直與才能給予了認可，不僅派遣官員慰問並賜予實物獎勵，還鼓勵王恕繼續直言進諫，體現了新皇對這位老臣的敬重。王恕雖已遠離朝堂，但仍心係國事，向武宗提出了多條政事建議，得到了皇帝的積極回應。
正德三年（1508年），王恕以九十三歲的高齡去世，其去世情景頗具傳奇色彩，仿佛自然界的異常現象也在哀悼這位一生剛正不阿的老臣。武宗皇帝為表哀悼，特地下詔輟朝一日，追贈王恕以高官厚爵，並賜予“端毅”這一極高的諡號，以此表彰其一生的政績與品德。王恕的一生，是對“忠貞不渝，正直無私”精神的最佳詮釋，其事跡與精神，至今仍為後人所銘記與景仰。
結語
王恕一生廉潔奉公，勇於擔當，其政治生涯展現了古代士大夫的風骨與理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事跡反映了明代中期政治生態的複雜性，同時也彰顯了個人在逆境中堅守正義的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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