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曆
夏言的早年生活，充滿了勤勉與挑戰，為他日後在政壇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生於成化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1482年7月14日）的他，自幼便展現出超凡的才智與敏銳。出生在軍事家庭中的夏言，不僅繼承了家族的英勇血脈，還承載著改變家族命運的重任。在明代，軍籍子弟若想擺脫軍籍束縛，唯一的途徑便是通過科舉考試，晉升至兵部尚書的高位，這成為了夏言及其家族的共同追求。
夏言的父親夏鼎，深諳此道，對夏言的教育尤為嚴格，寄予厚望。夏鼎曾告誡夏言，唯有通過勤學苦讀，未來達到尚書之位，方能實現家族的軍籍解脫。這份沉甸甸的責任感，促使夏言自小便養成了勤奮好學的習慣，在學業上不敢有絲毫懈怠。
弘治十一年（1498年），夏鼎出任浙江嚴州府推官，夏言隨之遷居，這次遷移不僅拓寬了他的視野，也讓他在實踐中進一步磨礪了自己。夏鼎對夏言的語言能力提出了嚴格要求，告誡他要避免地方口音，以確保將來能在朝堂之上，憑借清晰流利的表達參與政事辯論。夏言對此銘記於心，努力矯正發音，這也為他後來在朝中能夠暢所欲言、直抒胸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弘治十三年（1500年），夏言返回江西貴溪，全身心投入到鄉試的準備中。儘管次年（弘治十四年，1501年）的初次嘗試並未如願，遭遇了落榜的挫折，但這並沒有擊垮夏言，反而激發了他更加刻苦的學習態度，矢誌要在科舉道路上取得成功。
正德五年（1510年）秋，夏言在《詩經》科上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以江西鄉試第六名的佳績脫穎而出，這標誌著他在科舉之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然而，四年後（正德九年，1514年）的會試，夏言卻遭遇了暫時的挫敗，未能中選。麵對這一結果，夏言並未氣餒，而是選擇南下南京，進入國子監深造，利用這段時間進一步豐富學識，提升自我，為下一次的科舉考試蓄勢待發。
二、初入官場
正德十二年（1517年），夏言以優異成績中進士，正式踏上了仕途，被朝廷授予行人一職，開始了其官場生涯。翌年，他便承擔起考察湖廣、雲貴等地政務的重任，實地了解民生疾苦，積累了寶貴的基層經驗。正德十五年（15101novel.com年），夏言的才華與正直獲得了認可，升任兵科給事中，從此他以直言敢諫聞名朝野，不懼權威，勇於揭露朝政弊端。
嘉靖初年（1522年），明世宗即位，夏言迎來了施展抱負的良機。他積極響應世宗革故鼎新的號召，上疏直陳前朝弊政，受命核查並清理官員濫用旗役的問題，一舉裁撤了數千冗員，有效整肅了朝綱。同時，針對皇族侵占民田的現象，夏言深入調查，不僅追回大量被占土地歸還百姓，還提議限製皇莊的無序擴張，保護了民眾利益，展現了其深厚的民本思想。
同年，夏言升任兵科右給事中，進一步增強了其在朝中的影響力。在職期間，他不避權貴，接連彈劾尚書王瓊、王憲與宦官勾結，揭露趙靈、建昌侯張延齡的貪腐行徑，還成功營救了無辜被捕的永平知府郭九皋，一係列正義之舉贏得了朝野的廣泛讚譽。對於皇帝的一些不當決策，夏言亦能據理力爭，如對世宗欲賜錦衣衛千戶給生母婢女之弟的做法提出異議，其耿直不阿的性格與正義之聲，深深刻印在了曆史的篇章之中。
然而，仕途並非總是一帆風順。嘉靖三年（1524年），夏言因母喪回鄉守製，丁憂期間暫彆官場。直至嘉靖七年（1528年）五月，丁憂結束後，夏言重返朝堂，被重新任命為兵科右給事中，並迅速晉升禮科左給事中及兵科都給事中，顯示了朝廷對其能力的高度信任。同年，他又受命前往青羊山調查平叛事宜，表現出色，歸來後於次年（1529年）十二月調任吏科都給事中，繼續在不同崗位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平步青雲
嘉靖九年（1530年）標誌著夏言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該年二月，夏言敏銳捕捉到了明世宗欲將天地分開祭祀的心思，不顧眾多官員的反對，順應帝意上書支持，此舉深得世宗賞識，不僅使得反對最烈的霍韜遭受懲處，夏言也因此得到了世宗的特彆寵信，並被委以督建天壇和地壇的重任，一時之間，夏言成為朝中焦點人物。
同年四月，麵對延綏地區發生的饑荒，夏言展現出了卓越的識人用人能力，推薦僉都禦史李如圭擔任巡撫，有效緩解了災情。事後，當夏言被提名為僉都禦史時，雖遭禦史熊爵非議，認為其推薦李如圭是出於私心，但世宗並未采納此論，反而斥責熊爵，夏言則以退為進，拒絕了這次晉升，展現了其超然的政治智慧和謙遜姿態。
這一時期，夏言與權臣張璁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張璁因夏言得寵而心生嫉妒，夏言則不滿張璁提拔他人而忽視自己，雙方關係緊張。七月份，夏言借機上書彈劾張璁及吏部尚書方獻夫，雖經世宗調和，但雙方裂痕已難以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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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月，夏言被提拔為侍讀學士，不僅負責纂修郊祭禮儀，還擔任了禦前講解經史的重任，兼職吏科都給事中，顯示出世宗對他的高度信任。夏言以其淵博的學識和優雅的儀態贏得了世宗的進一步青睞，尤其是他修訂的先祖祭祀禮儀，進一步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夏言升任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掌管翰林院事務，繼續為世宗講授經史，其儀表堂堂、才學兼備的形象愈發深得世宗喜愛，同時也加劇了與張璁的矛盾。七月，因行人司司正薛侃上書建議立儲，引發了一場風波，夏言雖被張璁等人誣陷為幕後主使，但在查明真相後，世宗不僅釋放了夏言，還罷免了張璁，進一步彰顯了夏言在世宗心中的分量。
同年的七月下旬，隨著四郊祭壇工程的順利完成，夏言的仕途再上一層樓，升任禮部左侍郎，繼續執掌翰林院。九月，接替李時任禮部尚書，實現了從諫官到六卿之一的尚書的驚人跳躍，這樣的晉升速度在明代曆史上極為罕見，充分體現了夏言在嘉靖朝早期的非凡政治影響力和世宗對他的高度信任。
四、入主內閣
夏言在獲得世宗信任的同時，也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與人際交往能力。他一方麵憑借聰明才智鞏固了與皇帝的關係，另一方麵則通過籠絡人心，團結了一批朝臣，共同抗衡權臣張璁等人的勢力。嘉靖十年（1531年）十二月，麵對禦史喻希禮、石金因“大禮議”而陷入困境，夏言挺身而出為之求情，儘管未完全說服世宗，但其敢於直言、維護同僚的行為贏得了廣泛的讚譽。
在擔任禮部尚書期間，夏言積極參與禮樂製度的製定，展現出卓越的行政才能，與相對消極的內閣大臣李時、翟鑾形成鮮明對比。他的文采斐然，能夠迅速完成高質量的奏章和青詞，與喜好文學的世宗皇帝在精神層麵達成共鳴，進一步加深了皇帝對他的信賴。世宗對夏言的賞識不僅體現在口頭表揚，還通過賜予銀章、豐厚賞賜等實際行為予以肯定，夏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隨著張璁、方獻夫等政敵的相繼退出政治舞台，夏言麵臨的內部鬥爭並未減弱，尤其是與霍韜之間的矛盾持續升級。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劉淑相事件，更是將雙方的對立推向高潮，最終以霍韜被降級收場，夏言的權勢得到鞏固，但同時也引發了其傲慢心態的膨脹，開始直接乾預人事調動，排擠與自己不合的官員，如張元孝、李遂等。
隨著皇太子朱載壡的誕生，夏言再次獲得厚賞，連續晉封，權力達到頂峰。閏十二月，夏言正式進入內閣，成為武英殿大學士，參與到國家最高決策層，這一時期，他幾乎獨攬朝政，其他內閣成員如李時、顧鼎臣等，均不敢與其相抗。
然而，夏言的權勢之路並非毫無波折。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火災事件，雖未對其地位造成根本性影響，卻反映出夏言在處理突發事件時的不足，受到了世宗的責備。同年，隨著李時的去世，夏言順利接任內閣首輔，權力進一步集中。次年，因進獻祭祀皇天上帝的冊表，夏言的榮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封為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創造了明代臣子前所未有的榮耀。
五、三逐三還
夏言的仕途在嘉靖年間經曆了三次被罷免與複職的戲劇性波動，這不僅展示了他與世宗皇帝關係的微妙變化，也反映了明代中後期政治鬥爭的複雜性。
第一次被逐發生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夏言與嚴嵩隨世宗南巡，因在是否上表祝賀顯陵拜謁一事上意見不合，世宗逐漸對夏言有所不滿。隨後，夏言因遲到及未使用禦賜銀章上奏而觸怒世宗，被剝奪少師勳位並致仕。不過，世宗怒氣稍解後，很快允許夏言複職。
第二次被逐在同年的六月，因雷電破壞奉天殿事件，夏言再次遲到，遭到譴責。儘管不久後世宗歸還了收回的銀章和墨寶，但夏言的命運並未因此穩定，他在處理九廟火災和昭聖太後喪事時的疏忽，再次觸怒世宗，被迫二次致仕。夏言以邊境防務策論及青詞重獲世宗原諒，得以回私宅養病。
第三次被逐發生在嘉靖二十年代，這一次，夏言與權臣郭勳的矛盾成為導火索。郭勳被彈劾後，夏言的態度反複，加之與宦官高忠的牽連，以及在禮製和日常行為上的爭議，最終導致世宗徹底失去了對他的信任。嚴嵩趁機進讒，利用夏言與自己的矛盾，通過一係列精心策劃的中傷，促使世宗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下旨罷免夏言。
夏言被罷後，生活陷入低穀，但他並未放棄希望，通過節日上表祝壽等方式試圖挽回皇帝的好感。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世宗對嚴嵩的不滿給了夏言複出的機會。夏言回歸後，立即展現出了強勢的一麵，急於清除嚴嵩的影響，但他的專斷與排除異己的做法，也引起了朝臣的不滿與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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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慘遭冤害
嘉靖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5461548年）間，夏言的命運因河套戰役的爭議而發生了決定性的逆轉。這不僅是他個人政治生涯的終點，也深刻映射了明代晚期政治鬥爭的殘酷與複雜。
陝西總督曾銑提出收複河套地區，夏言基於其一貫的激進與愛國情懷，加之與曾銑的私交，對此事表示了強烈的支持。他相信曾銑的忠誠與能力，認為這是重振國威、拓展疆域的良機。然而，這一主張並未得到世宗皇帝的完全認同，世宗對夏言的動機產生了懷疑，擔心其因私人情感而偏離國家利益。儘管初期世宗對複套計劃持保留態度，但在曾銑取得初步勝利和群臣的普遍支持下，世宗的態度一度有所鬆動，甚至表現出積極鼓勵的姿態。
轉折點出現在嘉靖二十七年初，當兵部無法就複套計劃的細節，特彆是後勤保障和勝算分析給出滿意答複時，世宗的疑慮與不滿再次浮現。此時，夏言的政敵嚴嵩看到了扳倒對手的絕佳時機。嚴嵩通過親近皇帝的宦官，不斷貶低夏言，同時利用其擅長的青詞寫作進一步贏得世宗歡心。在夏言與曾銑的複套策略麵臨質疑之際，嚴嵩適時地表達了對複套的反對，同時巧妙地將自己置於道德高地，聲稱夏言獨攬大權，自己則無辜受累，這一策略極大地影響了世宗的判斷。
麵對嚴嵩的攻擊和世宗的怒火，夏言雖儘力辯解，甚至指出了嚴嵩的諸多不實之處，但世宗已深陷於嚴嵩編織的輿論網中，難以辨明是非。夏言最終被罷免，失去了所有官職，這還不足以平息世宗的怒氣，加之仇鸞的誣告和曾銑的牽連，夏言的命運被徹底鎖定。在一係列精心設計的指控和不公正的審判後，夏言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最終在西市被斬首，結束了其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涯。
夏言的悲劇，是個人悲劇，也是時代悲劇。他以一顆報國之心，卻因政治鬥爭的殘酷與皇帝的多疑而隕落。直到隆慶年間，明穆宗即位後，夏言才得以平反，恢複名譽，賜諡“文湣”，這不僅是對夏言個人的肯定，也是對那個時代政治風氣的一種反思與修正。
結語
夏言的一生，是理想與現實碰撞的寫照，是正直與權謀較量的縮影。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他以一腔熱血和無畏精神，踐行著儒家士大夫的理想，雖然結局令人唏噓，但其精神光芒卻穿越時空，激勵著後來者。夏言的故事，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沉浮史，更是明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士人風骨與政治生態複雜交織的生動展現。在權力的棋局中，夏言以自己的方式，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了曆史長河中不可磨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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