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三戰三捷
譚綸於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踏上仕途，次年高中進士，初任南京禮部主事，但因母喪離職守孝。複出後，他被任命為兵部職方郎中，旋即轉任台州知府，此時正值倭患猖獗之時。譚綸深知僅靠正規軍難以迅速平定倭亂，便著手組建和訓練地方鄉兵，以應對緊急局勢。他親力親為，製定嚴格的軍紀，構建了一支紀律嚴明、能征善戰的精兵隊伍。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前後，譚綸的軍事才能在實戰中得到驗證。當倭寇進犯柵浦，譚綸親自率領新訓練的鄉兵迎頭痛擊，取得了三戰三捷的輝煌戰績，極大鼓舞了士氣。隨後，倭寇轉攻台州、仙居、臨海等地，譚綸指揮若定，連連告捷，展現了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譚綸升任浙江按察司海道副使，進一步擴大了抗倭力量的建設。他廣泛招募浙東地區的青壯年，加以嚴格訓練，並成功整合了戚繼光麾下的精兵，形成了一支強大的抗倭力量。次年，倭寇再次來襲，譚綸與戚繼光並肩作戰，在馬崗、何家石覽等地重創敵軍，斬首七十七級，接著又在葛埠、南灣接連取勝，有效遏製了倭寇的囂張氣焰。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譚綸因戰功顯著，經直浙總督胡宗憲推薦，被加封為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正當其仕途有望更進一步之際，卻因父母相繼去世需離職守喪，暫時告彆了烽火連天的抗倭前線。
二、屢敗倭寇
譚綸的軍事生涯並未因其短暫的離職守喪而中斷，反而在國家需要時再次被召回，展現了他的不可替代性。在兵部尚書楊博的極力舉薦下，譚綸複出，這一次他肩負起更為複雜的任務，不僅要繼續抗倭，還需平定內部的動亂。
當時，浙東地區雖然在譚綸等人的努力下，倭患有所減輕，但一股新的威脅悄然興起。林朝曦，原為大盜張璉的餘黨，張璉雖已被平定，林朝曦卻趁勢據守舊巢，拒絕投降，並開始襲擾周邊州縣，其中程鄉縣首當其衝。麵對這股新興的叛亂力量，譚綸臨危受命，被任命為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副使，負責統領浙軍進行征討。譚綸充分發揮其軍事才能，采取了分化瓦解與直接打擊相結合的策略。一方麵，他派遣知縣徐甫宰嚴密布防，穩定局勢；另一方麵，巧妙運用心理戰術，通過徐甫宰的主簿梁維棟深入敵營，勸說起義軍解散，這一計策極大地削弱了林朝曦的內部凝聚力，導致其眾叛親離，最終譚綸與廣東軍隊聯手，成功擒獲了林朝曦，徹底平定了這一叛亂。
緊接著，譚綸的軍事行動轉向福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譚綸被調整職責，負責福建地區的糧草供應。此時，福建雖然相較於之前已相對平靜，但譚綸深知和平的脆弱，故而以地方局勢稍有安定為由，請求回家完成對父母的喪葬之禮，朝廷體恤其忠孝之心，批準了他的請求。同年十月，鑒於譚綸在平定張璉殘部及江西流寇中的傑出表現，朝廷給予了豐厚的賞賜，這是對他卓越軍功的肯定，也是對其忠誠與犧牲精神的高度讚揚。
三、轄治福建
正當譚綸在家丁憂期間，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仍在激烈進行。浙江倭患雖得緩解，福建卻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勢力在福建迅速膨脹，連克數城，給當地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這危急時刻，朝廷意識到譚綸的軍事才能對於平定倭亂至關重要，於是決定再次啟用他，於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任命其為都察院右僉都禦史、福建巡撫，賦予其領導協調各方軍事力量的重任。
譚綸一到任，即麵臨嚴峻挑戰。倭寇占據崎頭城，福建多地淪陷，形勢岌岌可危。麵對此情此景，譚綸迅速與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等名將共商對策，製定了周密的作戰計劃。他們首先在海道上設置柵欄，切斷倭寇的海上退路，然後以戚家軍為主力中軍，俞大猷、劉顯的部隊分列左右兩翼，形成合圍之勢。四月，決戰在即，譚綸指揮有方，各部配合默契，最終在平海衛一役大獲全勝，斬敵數千，解救民眾數千人，重挫倭寇銳氣，光複失地。這場勝利極大振奮了民心士氣，為後續的抗倭鬥爭奠定了堅實基礎。
譚綸不僅在戰場上運籌帷幄，戰後亦不忘民生與重建。他鑒於福建部分地區因戰亂而殘破，奏請朝廷減免賦稅，給予民眾休養生息的機會，並沿用舊製，設立水寨，加強海防，同時推薦戚繼光為總兵官，鞏固戰果。這一係列舉措，顯示了譚綸在軍事之外的治理才能，為福建的恢複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和平並未長久。同年十一月，倭寇再度圍攻仙遊，譚綸再次調度有方，命令戚繼光領兵救援，采用各個擊破的戰術，徹底消滅了倭寇。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譚綸的統籌下，戚繼光等繼續取得王倉坪、蔡丕嶺之戰的勝利，倭寇勢力在福建乃至廣東被基本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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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倭患的平定，譚綸終於得以向朝廷申請歸家完成喪期，朝廷感念其功勳，批準了他的請求。譚綸的二次出山，不僅成功扭轉了福建的抗倭局勢，更以其卓越的軍事領導力和深邃的治理智慧，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曆史遺產。
四、曆撫三地
譚綸的軍事與政治才能不僅僅局限於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他的足跡與功績遍布了大明帝國的多個角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在成功平息福建倭患之後，譚綸被任命為陝西巡撫，準備前往西北邊陲，繼續施展其治國理政的才能。然而，命運似乎有意考驗這位久經沙場的將領，四川大足縣突發民變，起義軍攻占了七座城鎮，局勢危急。為此，朝廷臨時調整，改授譚綸為四川巡撫，意在憑借其豐富的平亂經驗迅速穩定四川局勢。幸運的是，起義在譚綸尚未赴任前就被地方力量撲滅，但他並未因此閒下來，而是立即投入到解決雲南邊境問題中，成功平定了叛亂首領鳳繼祖，顯示了其在處理邊疆事務上的高效與果斷。
次年，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譚綸的才能再次受到朝廷的重視，被晉升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同時被賦予總督兩廣軍務的重任，並兼任廣西巡撫。在兩廣地區，譚綸麵對的是更為複雜的政治與軍事環境，既有土司勢力的割據，又有頻繁的民族衝突和海盜侵擾。譚綸一到任，便迅速展開行動，采取恩威並施的策略，成功招撫了岑崗“賊”江月照等勢力，有力地維護了兩廣地區的社會穩定和邊疆安全，進一步彰顯了其作為軍事將領和政治家的高超手腕。
譚綸的仕途經曆，是一段跨越地域、不斷應對新挑戰的曆程。從東南沿海到西北邊疆，再到西南邊陲，他始終是朝廷倚重的棟梁之才。儘管譚綸任職時間往往不滿一年便因國家需要而頻繁調動，但無論是在平定倭寇，還是在鎮壓叛亂，乃至處理邊疆事務上，他都能迅速適應，有效解決問題，展現了極高的適應性和執行力。尤其是在東南沿海抗倭告一段落後，北方邊關的防禦問題又日益凸顯，譚綸的軍事才能和豐富經驗，無疑成為了國家最寶貴的財富，預示著他將在接下來的歲月中，繼續為國家的安全與穩定貢獻自己的力量。
五、總督薊遼
隆慶元年（1567年），譚綸麵對國家北部邊疆的安全挑戰，再次被委以重任。儘管他曾上疏請求辭職，但明穆宗深知其才，不予批準。同年八月，朝廷內部鑒於譚綸、俞大猷與戚繼光在平倭中的卓越表現，提議召回他們訓練京師兵馬，最終穆宗決定調譚綸回兵部，負責軍事要務。
次年三月，譚綸被晉升為兵部左侍郎，兼任右僉都禦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並管理糧餉。麵對邊防兵力不足、裝備老化、士氣低落等問題，譚綸提出了四大難題一是缺乏足夠且持續訓練的車戰部隊；二是燕、趙士兵戰鬥力下滑，需引入吳、越士兵混合訓練；三是軍紀鬆弛，且地處京城附近，改革易遭非議；四是缺乏實戰鍛煉，難以徹底震懾敵人。針對這些問題，他提出了一套詳儘的改革方案，包括建立三營製，分彆由總兵、參將、遊擊統帥，並由戚繼光總領練兵；春季與秋季，三營兵馬輪換至邊關，既可禦敵於關外，又能確保一旦敵人入侵，能迅速組織有效抵抗。
譚綸的方案獲得了穆宗的支持，同時也授權他與戚繼光具體實施。譚綸借機強調了練兵必須專一，避免過多乾預，以保證訓練效果。儘管遭到了一些官員的反對和彈劾，但在張居正的支持下，穆宗堅定地將練兵權交給了譚綸，並警告其他官員不得乾擾。
譚綸根據邊關地理特點，將薊鎮分為十二防區，每區設小將管理，全軍分為三營，分彆駐守關鍵地帶。他與戚繼光密切合作，不僅強化了日常訓練，還構建了屯兵禦敵台體係，共計三千餘座，從居庸關延伸至山海關，形成了堅不可摧的防線。同時，譚綸還招募了大量浙江兵駐守，使得邊防力量大大增強。
譚綸的這些措施迅速見效，當年秋季，薊鎮、昌平地區未出現任何警訊，過往需從外地調兵防衛的做法也被取消。他在巡視邊塞時，深刻總結了南北作戰的不同策略，明確了北方邊防的“堅壁清野，鉗製侵略”的戰略方針。經過這一係列的大刀闊斧的改革與建設，不僅邊防力量得到根本性提升，也有效震懾了蒙古勢力，使之不敢輕易進犯
六、主掌兵部
隆慶四年（1570年）是譚綸軍事與政治生涯中的又一重要轉折點。在成功整頓薊遼邊防後，他的才能與功績得到了朝廷的進一步認可，被提拔為都察院右都禦史兼兵部左侍郎，同時還肩負起了協理京營戎政的重任。這意味著譚綸不僅要在邊疆防禦上發揮關鍵作用，還要參與首都及其周邊軍事防禦的決策與管理，責任之重大可見一斑。
次年，即隆慶五年（1571年），譚綸因在邊境修建敵台的顯著成效，再次獲得晉升，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繼續協理戎政。敵台的修建，不僅加強了邊防的穩固，更顯示了譚綸在軍事工程和防禦策略上的遠見卓識。然而，長期的軍務勞累使譚綸身體狀況欠佳，同年十月，穆宗皇帝特許他告假回鄉修養，體現了朝廷對這位功臣的關懷與體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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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隆慶六年（1572年），隨著明穆宗駕崩，年幼的明神宗朱翊鈞即位，譚綸再次被委以重任，被重新啟用為兵部尚書，顯示出新皇對譚綸能力的高度信任與依賴。然而，職位越高，麵臨的壓力與挑戰也就越大。次年（1573年）正月，給事中雒遵上書彈劾譚綸，指責其不稱職，這可能是對譚綸改革措施的反彈或是朝中不同政治勢力的博弈體現。麵對指責，譚綸本人也多次請求辭去職務，顯示出其不戀權位、以國事為重的高潔品質。明神宗並未接受譚綸的辭呈，而是下達了優詔，懇切地挽留譚綸，表達了對這位資深軍事領導者的高度依賴和期望。同時，為了表彰譚綸的貢獻，他還被加封為太子少保，這是對譚綸在軍事與政務上卓越貢獻的又一次官方肯定。
七、卒於任上
萬曆五年（1577年），對於大明帝國而言，是一個悲傷的年份，因為一代名將譚綸在其位於京師的府邸中，因長期的痰疾發作，不幸逝世，享年五十八歲。譚綸的一生，是與國家興亡緊密相連的一生，從抗倭名將到總督薊遼，再到主持兵部，他的每一次轉身都深深烙印在國家的記憶裡。他的離世，不僅是譚氏家族的巨大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痛惜。
明神宗朱翊鈞對於譚綸的逝世深感哀痛，不僅下詔“從厚治葬有儀”，以國家的最高規格來表達對這位功臣的敬意與悼念，還賜予了隆重的祭葬，追贈其為太子太保，賜諡號“襄敏”，以此表彰他一生的卓越功勳和敏捷的軍事才能。這一係列的榮譽，體現了朝廷對譚綸生前貢獻的極高評價，也是對這位國家棟梁之才的最後致敬。
譚綸的身後事安排同樣體現了皇家的重視與厚愛。為了讓譚綸的英靈得以安息，神宗特命其長子譚河圖世襲錦衣衛指揮，次子譚洛書世襲國子監監正，這樣的安排既是對譚綸功績的認可，也是對譚氏家族未來的保障。同年九月，神宗更是親派中書官負責譚綸的葬禮事宜，兵部主事則護送譚綸的靈柩返回故鄉，這一路上，譚綸的弟弟譚?陪伴在側，共同護送這位國家英雄走完最後一程。
兩年後的萬曆七年（1579年），譚綸的靈柩被安葬於他的出生地——江西宜黃縣待賢鄉麓塘村玉泉山麓的龐家佘。這裡山清水秀，風景如畫，仿佛是天地間特意為這位英雄挑選的歸宿。葬禮儀式莊重而盛大，不僅有南京兵部尚書淩雲翼親自撰寫的神道碑，還有兵部侍郎曾省吾撰寫的墓誌銘，這些文字不僅記錄了譚綸波瀾壯闊的一生，也成為了後世了解和緬懷這位民族英雄的重要文獻。
結語
萬曆五年（1577年），譚綸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歲，朝廷追贈太子太保，賜予“襄敏”諡號，以表彰他一生的卓越貢獻。譚綸的一生，是英勇抗敵、保衛國家的壯麗史詩，也是推動文化藝術發展、促進民族精神交流的生動篇章。他不僅是明朝的抗倭名將，更是中華民族曆史上一位光彩奪目的文化英雄，其事跡和精神將繼續激勵著後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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