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袁可立（1562年4月25日～1633年11月12日），字禮卿，號節寰，出身於河南歸德府睢州，即今日河南省商丘市睢縣。他的一生見證了明朝由盛轉衰的曆史轉折點，其個人品行與政績在當時及後世均留下深遠影響。
二、職微犯巡撫昭雪太守冤
萬曆十九年（1591年），正值壯年的袁可立出任南直隸蘇州府推官，負責審理重大案件。蘇州作為首輔申時行和王錫爵的家鄉，政治環境錯綜複雜，新官上任往往如履薄冰。然而，袁可立卻以他的正直與勇氣，書寫了一段不畏強權的佳話。
太守石昆玉因公正無私而聞名，卻因依法懲處首輔申時行的內親吳之禎，招致申時行的不滿。應天巡撫李淶為了討好申時行，便以莫須有的罪名誣告石昆玉，稱其“擅動吳縣庫銀”，導致石昆玉被皇帝下令審查。這一事件引起了朝野的廣泛關注，案件調查數月，最終證實指控純屬捏造，輿論嘩然。
麵對這樁棘手的冤案，袁可立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智慧。他主動承擔起審理此案的責任，麵對眾多官員的退縮，他堅定地表示“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誣賢太守？”在審訊過程中，袁可立據理力爭，不僅徹底澄清了石昆玉的冤屈，還揭露了李淶的不正當行為。在一次麵對李淶的庭審中，袁可立大聲宣讀法律條文，聲音鏗鏘有力，令李淶羞愧難當，隻得用屏風遮擋自己，最終被迫辭職。
袁可立的這一舉動，不僅昭雪了石昆玉的冤屈，更彰顯了他不畏權貴、堅守正義的高尚品格。他因此贏得了廣泛讚譽，成為了蘇州府乃至整個明朝曆史上備受尊敬的清官代表。袁可立的正義之舉，不僅讓他在當地民眾心中樹立了崇高的形象，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成為明清兩代近二百位蘇州府推官中唯一一位被尊奉入祭名宦祠的官員，與文天祥、況鐘、海瑞、於成龍、林則徐等曆史名人並列，成為了中國曆史上“推官”的楷模。
三、重案驚朝野推官審大案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蘇州府推官袁可立麵臨了一生中最嚴峻的考驗之一——“董範之變”。這場發生在江南的事件，因涉及權貴家族的不當行為和隨後引發的民變，震動了整個明朝朝廷，成為了曆史上的一樁大案。
董份，原禮部尚書，家大業大，廣占良田，其家族的財富和影響力遍及蘇湖地區。其孫董嗣成試圖低價贖回土地給貧苦百姓，卻不幸引發了大規模的哄搶事件。與此同時，國子監祭酒範應期在地方稱霸，其不當行為激起民憤，最終在被拘捕後自儘，兒子亦隨之而去。這一係列事件迅速升級，民眾憤怒的情緒難以平息，甚至有人赴京告禦狀，直接將案件呈於萬曆皇帝麵前。
朝廷震怒，下令嚴懲相關官員，包括巡撫王汝訓、巡按禦史彭應參以及烏程知縣張應望等人，連帶吏部尚書孫丕揚、都禦史衷貞吉等高層官員也受到牽連，案件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在如此緊張的局勢下，袁可立被委以重任，前往處理這一棘手案件。他首先收集了大量的訴訟文件，逐一前往各地審理，旨在平息民怨。經過深入調查，袁可立發現董、範兩家的土地大多通過不公平手段獲取。麵對權貴的壓力，袁可立秉持公正，主張法不責眾，儘力保護弱勢群體，僅將少數帶頭鬨事者依法處置，而對其他參與者則采取寬大處理，有效避免了事態進一步惡化。
通過袁可立的努力，董家被迫退還和平價出售大量田產，許多貧民從中受益，而董家則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後，董份及其長孫、次孫相繼去世，家族衰敗，人財兩空。
四、巡海問琉球斷案奇如神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在處理涉倭案件時，展現出非凡的洞察力和正義感。麵對大批被錯誤指控為倭寇同黨的百姓，袁可立挺身而出，反對草率定罪，成功拯救了數百無辜漁民免遭不白之冤。
同年五月，明軍報告在崇明縣捕獲一艘所謂倭船，聲稱船上載有倭寇三十四名，這一消息在南京引起軒然大波。軍方急欲立功，要求迅速處決所謂“戰俘”，但袁可立在審驗過程中發現諸多疑點。他注意到，所謂的倭寇僅有二十人，且其中兩人已死於杖刑，剩餘的十八人被施以毒藥致啞，幾乎無法言語。麵對這一情況，袁可立堅決反對草菅人命，堅持要查明真相。
在審案過程中，袁可立意外地發現，作為“戰利品”呈交的三把“倭刀”與早些時候一位李姓千總向他展示的刀具極為相似。這三把刀並非真正的倭刀，而是來自琉球國的工藝品。意識到事情並不簡單，袁可立決定深入調查，要求千總對質，但對方拒不承認，堅稱這些“倭寇”是在海上俘獲的。
直到同年十一月，琉球國的貢使抵達南京，袁可立請他們辨認這些“倭寇”。當貢使看到被囚禁的人時，立即確認他們是琉球國的平民，是在海上運送糧食時遭遇風暴而誤入明朝海域的。貢使的證詞與被囚者的人數和特征完全吻合，袁可立隨即下令釋放這十八名琉球國民，讓他們平安返回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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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的正義之舉不僅挽救了無辜者的生命，還避免了國際間的誤解和衝突。琉球國民感激袁可立的救命之恩，回國後在琉球建立了廟宇，塑像奉祀，視他為神明。此事在琉球國傳為佳話，袁可立也因此贏得了“斷案奇如神”的美譽。
五、倭警相傾軋明察辨秋毫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正值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際，倭寇頻繁出沒，蘇州府推官袁可立麵臨著嚴峻的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涉及地方望族的冤案悄然上演，史稱“乙未事”。
無錫望族秦梁之子秦燈、太倉王弇州次子王士驌以及雲間喬一琦，三人皆有才情，分彆擅長文學、辯論與武術。壬辰（1592年）、癸巳（1593年）年間，他們響應抗倭保家的號召，招募鄉兵。然而，一個名為趙州平的惡少混入其中，與地方富豪結怨，導致三人被誣告謀反。仇家指控他們在酒樓內以“朕”自稱，意圖聚眾謀叛，這一嚴重指控震驚了朝廷。
福建巡撫許敬庵與應天巡撫朱弘謨對此反應激烈，後者好大喜功，迅速將三人定罪。萬曆皇帝得知此事，疑慮重重，命令三司會審，但朱弘謨擔憂自身仕途，搶先判決，秦燈被判斬首，王士驌入監，喬一琦則被發配南彙所充軍。
就在三人即將行刑之際，袁可立察覺到案件的疑點，不顧巡撫的阻撓，請求暫緩執行，甚至以自己的官位作保。經過袁可立的深入調查，他發現指控純屬捏造，所謂的“稱‘朕’”隻是王士驌的家丁講述曆史故事時的玩笑，秦燈出於戲謔隨口附和。最終，袁可立證實了三人的清白。
然而，儘管真相大白，秦燈與王士驌已不幸死於獄中。當喬一琦被從死牢中解救出來時，天空無雲卻雷聲轟鳴，這一異象被吳中百姓視為“雷鳴案”，認為是上天對冤案的昭示。
幸存的喬一琦於萬曆三十一年投身軍旅，決心以戰功洗刷前恥。然而，在明金薩爾滸戰役中，他英勇犧牲，與四十二名部下一同殉國，被追封忠義，祭祀於忠義祠。袁可立在這一事件中的明察秋毫，不僅挽救了無辜者的生命，也體現了他堅守正義、勇於擔當的精神。
六、抗旨斬弄臣萬民呼青天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袁可立因其卓越的政績受到吏部尚書孫丕揚的推薦，被提升為給事中，並受到萬曆皇帝的特彆召見。在蘇州，麵對權傾一時的吏科都給事中林材，袁可立展現出剛直不阿的性格，拒絕行跪拜大禮，僅施以長揖，此舉觸怒林材，引發一係列針對他的報複。袁可立憑借其威信平息了駐軍的不滿情緒，隨後赴任山西道監察禦史。
在擔任監察禦史期間，袁可立受命巡視京都西城，其間揭露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案件。一名深受皇帝寵愛的弄臣，倚仗權勢，竟在京城當街行凶殺人，而朝中百官因懼怕其背後的勢力，無人敢出麵乾預。麵對此不公，袁可立挺身而出，依法將弄臣重刑抵罪，將其罪行公開於眾，彰顯了法律的尊嚴。
當權臣試圖以金錢賄賂袁可立時，他斷然拒絕，堅定表示“殺人者死，乃朝廷法度，即使弄臣亦不可例外。吾隻知有法，不知有弄臣。”這種凜然正氣令眾閹人恨之入骨。然而，萬曆帝聞訊後，試圖以中旨赦免弄臣，這無疑是對袁可立權威的直接挑戰。袁可立不畏皇威，毅然抗旨，堅持將弄臣繩之以法，贏得了“真禦史”的美譽。
袁可立的鐵麵無私不僅體現在對弄臣的懲處上，他還敢於向皇親國戚和朝中大臣的不法行為發起挑戰。在他的嚴格執法之下，即便是權高位重之人也不敢輕舉妄動，整個京城風氣為之肅然。百姓感念袁可立的公正與勇敢，尊稱他為“袁青天”。
七、雷震景德門建言罷官籍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袁可立作為禦史，麵對朝政腐敗與國事日非，勇敢地站出來，連續上疏針砭時弊。五月初九，他請求恢複被貶黜官員的職務，呼籲朝廷不應一味打壓直言之臣，否則國家大事將無人敢言。這一言論觸及皇帝敏感神經，導致他被剝奪一年俸祿。
同年九月，景德門遭雷擊，被視為上天對朝政失序的警示。袁可立再次挺身而出，指責皇帝疏於朝政，後宮弄權，朝綱廢弛。他指出國家麵臨西虜挑釁、播酋負隅頑抗、倭患未消、中原災荒頻發的嚴峻局麵，直接批評皇帝怠於朝政，賞罰失當，是非顛倒，賢愚不分，使忠臣含冤，直臣抱憤。這份大膽的諫言激怒了皇帝，也得罪了次輔沈一貫，最終導致袁可立被降級外放，甚至一度被革職為民，沉冤長達二十六年之久。
袁可立被削職後，淡定離京，麵對突如其來的打擊，他並未表現出絲毫慌亂。回到家鄉後，他並未放棄為官的理想，而是選擇與文友結社，教化地方，積極參與地方治理，幫助減輕百姓負擔，甚至親自測量田畝，厘清賦稅，展現出其深厚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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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可立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力主大修睢郡城池，使之成為堅固的防禦工事。這項工程在二十年後的崇禎八年發揮了關鍵作用，保護了睢城免遭敵襲，保全了一郡生靈。此外，他還為減輕百姓負擔，親自前往衛輝府求情，成功減少了睢州百姓需承擔的勞役，體現了他始終關注民生疾苦的高尚情操。
八、關外戰事起條陳上方略
泰昌元年（16101novel.com年），曆經二十六年的沉冤終於昭雪，袁可立起複為尚寶司司丞，後又晉升為太仆寺少卿。麵對國家內外交困的局麵，尤其是遼沈、廣寧失守，全遼淪陷的危機，袁可立於天啟元年（1621年）祭告山陵回京後，向天啟皇帝提出了七項應對策略，展現了他卓越的戰略眼光與治國智慧。
一收殘兵，以省調募。袁可立建議收編關外的殘兵，避免他們落入敵手，同時減少招募新兵的成本和時間，增強軍隊戰鬥力。
一出奇兵，以圖製勝。他主張利用敵人內部空虛的時機，派遣奇兵突襲，切斷其補給線，迫使敵軍分散力量，從而改變戰場態勢。
一明賞罰，以振法紀。強調嚴格執法，對失職將領進行懲罰，對忠誠將士給予獎勵，以此整頓軍紀，提振士氣。
一慎防守，以固封疆。提出加強邊防，嚴密防守戰略要地，構建防禦體係，確保首都安全。
一實京營，以固根本。主張充實京營兵力，淘汰老弱，加強訓練，確保首都防衛力量的強大。
一多儲資糧，以防未然。強調儲備充足糧食和物資，保障軍隊後勤，防止不測。
一破格用人，以期實用。呼籲打破常規，選拔有真才實學的將領，不拘一格，廣納賢才。
袁可立的這些建議得到了天啟皇帝的認可，顯示出他深思熟慮的戰略布局和對國家大局的深切關懷。
天啟二年（1622年），袁可立被提拔為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參與殿試閱卷，選拔了一批優秀人才，如倪元璐、黃道周、王鐸等。這一年，他不僅擔任殿試考官，還以左通政身份成為天啟皇帝的侍班帝師，君臣之間的良好溝通為他日後出鎮登萊、晉升中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九、授命立危疆節鎮撫登萊
天啟二年（1622年），隨著後金對遼東半島的控製加劇，明朝東北邊疆危機四伏。在此緊要關頭，袁可立被天啟帝授予重任，加封右僉都禦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讚理征東軍務。他肩負起光複遼東、保衛海疆的重任，成為登萊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官。
袁可立受命後，即刻從河南睢州啟程，途中遭遇白蓮教叛軍，他帶領家丁，甚至夫人亦親自擂鼓助戰，一舉擊潰叛軍，展示了其非凡的軍事才能和領導力。抵達登萊後，袁可立迅速展開行動，整頓軍紀，操練水師，打造戰艦，沿海軍備大增，形成了強大的海防體係，有效地牽製了後金的軍事擴張，確保了沿海地區的安寧。
在袁可立的領導下，登萊水師陸戰軍隊迅速壯大，兵力達到五萬餘人，戰船多達四千艘。他采用戚繼光的練兵方法，強化士兵的陸戰能力，使得水師不僅能在海上作戰，也能在陸地上與敵軍抗衡。袁可立還大力拓展疆土，築城屯兵，安置流民，穩固了海上防線，使努爾哈赤的勢力難以西進。
袁可立的治軍有方，不僅增強了軍事實力，還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在登萊地區，市井繁華，農商興盛，呈現一片安定繁榮的景象。袁可立的政績得到了朝野的高度評價，天啟三年（1623年），他被賜予白鏹文蟒，以示特彆恩寵。
袁可立在登萊的三年任期，是其軍事生涯的輝煌篇章。他不僅成功抵禦了外敵，還改善了邊疆地區的民生，實現了海防與經濟發展的雙重目標。首輔孔貞運讚歎其“老成禦侮”，樞輔孫承宗亦對其治理登萊的政績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其奏疏“皎皎揭日月”，展現了他為國效力的赤誠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