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入仕途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楊嗣昌中舉人，這是他步入仕途的。四年後的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他在殿試中位列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獲賜同進士出身，標誌著他正式踏入了明朝的官僚體係。此後，楊嗣昌開始了他多姿多彩的官宦生涯，先後擔任杭州府學教授、南京國子監博士等職位，這些經曆不僅鍛煉了他的行政能力，也為他後來在戶部任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楊嗣昌在戶部的曆練尤為重要，他先是在福建司和江西司擔任主事及員外郎，後於泰昌元年（16101novel.com年）升任戶部郎中，不久又遷至南京戶部新餉司郎中。在這個位置上，他展現了對財政管理的深厚理解，尤其是在處理邊疆軍餉問題上。當登萊巡撫袁可立因遼東戰事緊急向朝廷請求撥款時，楊嗣昌及時上書，呼籲朝廷發放二十萬兩銀子以穩定軍心和民心，顯示出了他對國家大事的高度責任感和敏銳洞察力。
然而，正當楊嗣昌在官場嶄露頭角之時，朝中政治風雲突變。隨著魏忠賢勢力的崛起，朝堂之上東林黨人與閹黨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為了避免卷入這場政治旋渦，楊嗣昌選擇了明哲保身，以病為由辭官歸鄉，與父親楊鶴一同隱居在湖南武陵，享受著田園生活的寧靜。這不僅是對個人安全的考量，也是對家族未來的保護。
在隱居期間，楊嗣昌並沒有完全遠離政事，而是利用自己在戶部積累的豐富經驗，開始整理和總結有關邊疆財政和軍事後勤的知識。他編纂的《地官集》二十卷，係統地記錄了他在戶部工作時對於邊疆事務的觀察和思考，這份著作不僅是他個人學術成就的體現，也為後人研究明末邊防政策了寶貴的資料。
二、獲任邊寄
天啟七年（1627年），隨著信王朱由檢即位為崇禎帝，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原先被排擠的楊鶴、楊嗣昌父子迎來了新的機遇。崇禎帝對楊嗣昌的才華早有耳聞，尤其對其著作《地官集》印象深刻，這促使楊嗣昌得以重新啟用。崇禎元年（1628年），他被派往河南汝州道分巡，翌年冬又調任霸州兵備道，負責地方軍事與治安。
崇禎四年（1631年），楊嗣昌升任整飭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負責關鍵邊防區域的安全。然而，家庭的不幸接踵而至，他的父親楊鶴因招撫農民軍首領神一魁失敗，被判死刑。楊嗣昌深感憂慮，多次上疏請求辭職，願意以自身官職換取父親的性命。崇禎帝被其孝心所感動，最終赦免了楊鶴的死罪，改為戍守江西袁州，並勸慰楊嗣昌繼續為國效力。
崇禎五年（1632年），楊嗣昌被委以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巡撫山海關、永平府等要職，負責提督軍務。在任內，他積極整飭防務，加固山海關兩翼城，顯著提升了邊疆的防禦能力。崇禎七年（1634年），他更進一步，被提升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鎮總督，頻繁上疏討論邊防策略，提出開礦招工的創新思路，以削弱潛在的叛亂勢力。這一係列舉措，不僅展示了楊嗣昌的治理才能，也加深了崇禎帝對他的信任。
然而，命運的考驗並未結束。崇禎九年（1636年），關外滿清入侵，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國家陷入危機。崇禎帝決定起用楊嗣昌，命其接任兵部尚書。麵對如此重任，楊嗣昌曾三次上疏請求辭讓，但都被崇禎帝拒絕。次年三月，楊嗣昌抵京履新，直接進入政治決策的核心，開始了他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階段。
三、張網剿寇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之時，明王朝正遭受內外交困。外部，滿清的鐵騎頻頻南下，威脅京師安全；內部，以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在中原地區流動作戰，成為明朝的心腹之患。楊嗣昌上任之前，陝西巡撫孫傳庭在黑水峪大敗起義軍，生擒高迎祥，使得局勢暫時有所緩解。然而，楊嗣昌在守製期間已對時局進行了深入思考，他深知國家麵臨的危機，並且具備出色的口才和筆力，每次麵見崇禎帝時都能條理清晰地陳述觀點，與前任兵部尚書的木訥形成鮮明對比，深受皇帝賞識。
楊嗣昌對明朝未來的規劃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攘外必先安內”，二是“足食然後足兵”。他主張先與清朝議和，以穩定京畿周邊局勢，集中精力對付內部的農民軍。同時，他提議增加兵力和軍餉，采取多種方式籌集資金，包括均輸、溢地、寄監學生事例、驛遞等方法。崇禎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先後向民間加派剿餉和練餉，試圖通過充實軍力來解決內亂。
楊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麵張網”計劃，是其戰略的核心。該計劃依賴於總督洪承疇和總理王家楨的配合，但在楊嗣昌看來，王家楨能力平平，無法勝任重任，於是經由密友禮部侍郎姚明恭的推薦，向崇禎帝舉薦了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六省總理。熊文燦在圍剿農民軍方麵頗有建樹，使得各地督撫在楊嗣昌的指揮下對農民軍的圍剿取得了明顯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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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崇禎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廣地區的農民軍領袖劉國能、張獻忠先後接受熊文燦的招撫，但楊嗣昌基於父親楊鶴招撫失敗的經驗，對張獻忠等人持懷疑態度，主張他們必須“殺賊自效”才能獲得信任。然而，崇禎帝和熊文燦急於求成，對張獻忠的信任超過了楊嗣昌的警告。結果，劉國能確實效忠明朝，而張獻忠則是假裝投降，最終與李自成聯手，對明朝造成了致命打擊。
在楊嗣昌的戰略指導下，農民軍的勢力一度受到嚴重打擊，尤其是李自成，在洪承疇和孫傳庭的追擊下，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時，僅剩十八騎逃往商洛山中，形勢看似一片大好。然而，楊嗣昌所期待的“十年不結之局”即將收尾之際，農民軍的再度崛起徹底改變了明朝的命運，使得楊嗣昌的努力最終未能挽回明朝的頹勢。
四、和戎失利
在楊嗣昌擔任兵部尚書期間，他不僅致力於平定國內農民起義，同時也著手處理明朝麵臨的外部威脅——滿清。崇禎十一年（1638年），楊嗣昌主張“攘外必先安內”，認為應先與清議和，以減輕外部壓力，集中力量應對國內的農民軍。五月，崇禎帝在中極殿舉行策試，主題圍繞“剿兵難撤、敵國生心”。楊嗣昌在策論中巧妙引用曆史上的天象異象與異族關係，如東漢日蝕火星與南匈奴的議和，以及宋太宗月蝕熒惑與遼軍戰敗的故事，以此暗喻其對清和議的立場。儘管朝中多數大臣反對，但崇禎帝對楊嗣昌的主張頗為賞識，加之楊嗣昌無黨無偏、勇於擔當，皇帝對他的信任進一步加深，六月便將其提拔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繼續執掌兵部事務。
事實上，楊嗣昌早已在私下裡推動議和事宜。同年三月，遼東巡撫方一藻派遣盲人卦師周元忠前往沈陽，試探滿清口風，皇太極對周元忠禮遇有加，並表示若議和達成，將撤兵東歸。楊嗣昌得知後，立即建議崇禎帝授權方一藻和太監高起潛便宜行事，推進議和。皇太極的回信強調，若不允和談，夏季秋季將有所行動。楊嗣昌極力促請崇禎帝抓住機會進行和談，但皇帝僅命令方一藻、高起潛“細酌”。
楊嗣昌的議和主張公開後，朝中掀起軒然大波，眾多大臣猛烈抨擊，其中以少詹事黃道周最為激烈。表麵上，黃道周反對楊嗣昌“奪情入閣”，實質上是反對與清議和。崇禎帝於七月召集眾臣於平台，令楊嗣昌與黃道周當麵對質。黃道周從綱常倫理出發，指責楊嗣昌忠孝兩虧，楊嗣昌則反擊黃道周曾為“杖母烝妾”的鄭鄤辯護，稱黃道周自認“不如鄭鄤”，即不如禽獸。最終，崇禎帝偏向楊嗣昌，貶斥了黃道周等反對者。
然而，儘管楊嗣昌躲過了彈劾，崇禎帝因群臣的反對，未對和談給予明確支持，導致與清的議和停滯。皇太極見狀，於同年九月發動大規模入侵，即戊寅之變。明廷內部政見不一，楊嗣昌、高起潛與總督盧象昇之間協調不力，盧象昇最終在巨鹿賈莊戰死，數十座城池相繼失守，近五十萬民眾被俘。次年三月，清軍撤退，事後追究責任時，楊嗣昌雖遭彈劾，但崇禎帝依然庇護他，感歎議和之事幾近成功，卻被“幾個黃口書生”所誤，導致了不可挽回的後果。
五、南下督師
崇禎十二年（1639年），隨著戊寅之變的發生，明朝的內外局勢急劇惡化。楊嗣昌原本的和談計劃和“十麵張網”戰略均告失敗，農民軍的死灰複燃，尤其是張獻忠在穀城的再次起兵，使整個中原地區重新陷入戰火。楊嗣昌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不僅朝中言官要求追究其責任，他自己也多次上書請求辭職。然而，崇禎帝僅以貶斥言官和暫時降職的方式回應，不久又恢複了楊嗣昌的官職。麵對內外交困的局麵，楊嗣昌推薦傅宗龍接任兵部尚書，而自己則主動請纓，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授予督師之職，負責平定農民軍，以尚方寶劍象征皇帝的權威。
在崇禎帝的餞行儀式上，楊嗣昌被賦詩鼓勵，隨後帶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京城，前往湖廣襄陽設立行營。在那裡，他迅速組織兵力，準備對張獻忠的農民軍進行圍剿。崇禎十三年（1640年）二月，楊嗣昌麾下的左良玉在川東瑪瑙山大敗張獻忠，取得了初步勝利，俘獲了張獻忠的妻妾和軍師，這一消息令崇禎帝大為振奮，不僅嘉獎了左良玉，還親筆致信慰勉楊嗣昌。
然而，楊嗣昌在處理將領關係上顯露出了不足。最初，他保薦左良玉掛“平賊將軍”印，後又因左良玉難以駕馭，轉向陝西將領賀人龍，提議由賀人龍接替左良玉。但當崇禎帝批準後，楊嗣昌又改變主意，擔心左良玉不滿，再次上疏請求維持左良玉的原職。這種反複無常的做法令左良玉和賀人龍都感到不滿，導致二者都不願聽從楊嗣昌的調度。此外，陝西三邊總督鄭崇儉也對楊嗣昌陽奉陰違，借口糧食補給困難而按兵不動，賀人龍、李國奇也以兵力不足為由撤回陝西，使得楊嗣昌在川東的部署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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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獻忠利用明軍的混亂，與羅汝才會合，在大昌縣土地嶺擊敗明軍，再次擴大了農民軍的勢力範圍。楊嗣昌麵對這一局勢，不得不重新調整部署，但邵捷春等地方官員的無能和不合作，使得明軍防線接連被突破。楊嗣昌雖處決了逃跑的將領邵仲光，但仍無法阻止張獻忠的進軍，農民軍一路西進，勢如破竹。
楊嗣昌的督師行動並未如預期般順利，他堅持的尾隨緊迫戰術，不僅未能有效遏製張獻忠，反而使明軍疲於奔命，士兵們在風雪中艱苦行軍，士氣低落。張獻忠甚至創作順口溜嘲笑明軍的被動局麵，反映出楊嗣昌在戰略和人事管理上的失誤。
六、身死沙市
崇禎十四年（1641年），張獻忠與李自成農民軍的連續勝利，對明朝構成了致命的打擊。正月，張獻忠在開縣黃陵城擊敗猛如虎部隊，隨後迅速向襄陽進發。與此同時，李自成趁左良玉與楊嗣昌之間矛盾激化之機，從奉節魚腹山突圍，轉戰河南，攻占洛陽，處死了福王朱常洵，此舉震驚全國，加劇了明廷的危機。
二月初四日夜晚，張獻忠奇襲襄陽，一舉攻陷這座楊嗣昌認為固若金湯的城池，襄王朱翊銘不幸遇害。有傳言稱，張獻忠在處決朱翊銘時曾言“吾欲斬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川，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這一事件對楊嗣昌的心理造成了極大的衝擊。此時的楊嗣昌，已是白發蒼蒼，疾病纏身，身心俱疲。他在正月八日給崇禎帝的奏折中表達了深深的憂慮和絕望，形容自己“日嘔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斃”，並為襄庫餉銀匱乏而憂憤不已。
隨著洛陽、襄陽的相繼失守，以及兩位藩王的遇害，楊嗣昌的精神支柱徹底崩潰。在追趕張獻忠的途中，他得知這些消息後，深感無顏麵對君主和社稷，從此不再進食，直至行至荊州沙市徐家園時，病情急劇惡化，臥床不起。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將所有事務托付給了監軍萬元吉，並通知家人前來見他最後一麵。三月初一日，楊嗣昌在沙市逝世，關於他的死因，有自縊或服毒的傳聞，但實際可能是因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大打擊所致。
楊嗣昌的去世引起了崇禎帝的深切哀悼，他親筆撰寫祭文，追贈楊嗣昌為太子太傅，並表達了對楊嗣昌能力的認可和懷念。儘管皇帝也曾考慮追究楊嗣昌在襄陽失守中的責任，但最終以“議功”之例，免除了對楊嗣昌的追責。麵對朝臣對楊嗣昌的攻擊，崇禎帝一概不予理會，甚至在宮內訓斥那些上疏攻擊的臣工，指責他們意圖沽名釣譽，並強調楊嗣昌是自己親自選拔的，即使用兵不效，也應由皇帝自行裁決，顯示出對楊嗣昌的保護。
結語
楊嗣昌的故事，如同一部濃縮的曆史長卷，記錄著明末社會的動蕩與變遷。在那個英雄輩出、奸雄並起的時代，楊嗣昌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忠誠與責任的含義。儘管他的名字在曆史上褒貶不一，但無疑，他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了解和反思的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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