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名初顯
範景文，這位明朝後期的傑出人物，其聲名的初顯可追溯至他早年的生活與教育。出生於官宦之家，父親範永年曾擔任南寧知府，以其寬厚待人、公正無私的品質在當地享有崇高聲望，被尊稱為“佛子”。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範景文從小就受到了濃厚的文化熏陶與道德教育，培養了他寬廣的胸襟與深遠的人格魅力。
少年時期的範景文，已顯露出不同於常人的氣度與膽識。他深知自己肩負的責任，立誌要為國家和人民作出貢獻。為此，他勤奮苦讀，孜孜不倦地追求學問，以期能夠在未來施展抱負。範景文的這種胸懷天下的誌向與刻苦努力，為其日後的仕途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範景文一舉考中進士，標誌著他正式步入官場。初任東昌府推官，這個職位雖不算顯赫，但對於範景文而言，卻是實踐理想、展現才華的。他以名節自律，視清廉為立身之本，將“不受委托，不受饋贈”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這不僅僅是一種口號，而是貫穿他整個職業生涯的信條。
在東昌府任職期間，範景文以其廉潔奉公、公正無私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不僅嚴格要求自己，還身體力行地影響著周圍的人。他告誡手下官員，要保持清廉，拒絕任何形式的賄賂，樹立了良好的官德標杆。在範景文的示範下，東昌府的政治風氣得到了顯著改善，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提升，官民關係更加和諧。
正是由於範景文的這種高尚品質和出色政績，他很快就獲得了“不二公”的美稱，這四個字不僅僅是對他個人的讚譽，更成為了當時社會對清廉官員的普遍期待。
二、乞假歸鄉
範景文在東昌府的任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他不僅關注司法公正，致力於糾正冤假錯案，還深切關懷民生疾苦，尤其是在東昌遭受大饑荒之時。麵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範景文沒有退縮，而是挺身而出，深入災區進行調查，製定了一係列有效的救濟措施。他一方麵對生活極度貧困的民眾緊急賑濟，確保他們免受饑餓之苦；另一方麵，對於有能力自救的百姓，他積極組織生產自救，幫助他們儘快恢複正常生活，這一係列舉措極大地緩解了災情，使無數家庭得以重建家園，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範景文的努力和成效得到了朝廷的認可，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他因此被越級提拔，擔任吏部稽功司主事等重要職務，這是對他勤政愛民精神的肯定。隨後，他又相繼擔任文選員外郎、驗封郎中等職，職責範圍逐漸擴大，影響力也隨之增強。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明神宗的駕崩，明光宗即位，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新帝登基後，下詔舉薦賢能，範景文秉持正直，直言上疏，推薦了許多在先朝中有著卓越貢獻的老臣。但這些推薦卻觸及了光宗的利益與忌諱，因為範景文所舉薦的大多是與新政權立場相左的人物。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微妙，加之對政治風向的敏銳感知，範景文選擇了主動退讓，以個人理由請假回鄉，暫時遠離了紛擾的朝堂。
三、諫言未果
天啟五年（1625年）的春天，範景文再次踏入了動蕩不安的朝堂，被重新起用於文選郎中的要職。此時的明朝，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宦官魏忠賢一手遮天，操縱朝政，排斥異己，朝中風氣日漸腐化，正義之聲被壓製得幾乎窒息。麵對這樣的政治環境，範景文並未選擇沉默，反而挺身而出，以他的正直和勇氣，向朝廷提出了一係列振聾發聵的諫言。
範景文深知人才是國家興盛之本，因此他懇切呼籲朝廷應當廣開仕路，重視人才的選拔與培養，主張養仕節，提倡招納有德行、有才能的賢良之士入朝為官。在他的奏疏中，他深情並莊重地表達了自己的理念“天地人材，當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地萬世共之。”這幾句言辭，不僅體現了範景文對國家未來的深切憂慮，也反映了他對公正、公平原則的堅定信仰，被視為當時朝野間的一股清流，流傳為後世傳頌的名言。
然而，遺憾的是，範景文的這些諫言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與采納。當時，魏忠賢的勢力如日中天，朝廷上下充斥著阿諛奉承之風，真正的諫言往往被視若無睹，甚至遭到打壓。範景文的呼籲，在一片諂媚和腐敗中顯得格外孤獨，最終未能撼動魏忠賢及其黨羽的統治，反而使他自己陷入更加危險的境地。
四、帶兵有度
崇禎初年，範景文的命運迎來了轉機，他憑借自身才德與過往的政績，經人舉薦，被朝廷召用為太常少卿，負責掌管宗廟禮儀等事宜。然而，範景文的軍事才能很快便有了展現的機會。崇禎二年（1629年），他被晉升為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出任河南巡撫。就在這一年，己巳之變爆發，邊疆告急，國家陷入危機之中。範景文聞訊，毫不猶豫地率領麾下八千精兵響應勤王號召，出兵支援。尤為難得的是，這支軍隊的糧餉全由範景文自籌，展現了他非凡的領導力和對國家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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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範景文率部抵達涿州時，與其他四處搶掠的援軍形成鮮明對比，他的部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贏得了當地百姓的交口稱讚。他先是駐守京城大門，後又調兵至昌平，有效地穩定了局勢，使遠近百姓得以安心。範景文的這一係列行動，不僅展示了他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更體現了他深厚的民本思想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次年，即崇禎三年（1630年），範景文再次獲得晉升，擔任兵部左侍郎，負責在通州練兵。通州新設兵鎮，士兵多為新募，麵對這樣一支未經戰火洗禮的隊伍，範景文展現出卓越的軍事素養，他訓練有方，使得軍隊麵貌煥然一新，軍紀嚴明，戰鬥力顯著提升，成為了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
除了軍事上的貢獻，範景文在治理方麵亦有建樹。他曾向朝廷建議實行一條鞭法，即將徭役統一征收，由官方承擔，百姓隻需適當補貼費用，以公平購買的方式進行物資供應，避免設立官價導致的剝削。這一建議深得明思宗賞識，並被下令推廣施行，作為長期政策固定下來，對減輕百姓負擔、促進社會公平起到了積極作用。
然而，正當範景文在政壇如日中天之時，命運卻給他帶來了沉重打擊——他的父親去世。遵循儒家傳統，範景文毅然辭官歸鄉，守孝儘孝，展現了他深厚的孝道精神。
五、挺身而出
崇禎七年（1634年）的冬天，範景文被朝廷重新啟用，擔任南京都察院右都禦史，不久之後，又晉升為兵部尚書，參與國家機要事務的決策。在此期間，他多次調度部隊，駐守池河、浦口等地，增援廬州，固守滁陽，麵對每一次緊急情況，都能迅速做出反應，精準調度，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然而，因軍糧問題與南京戶部尚書錢春產生矛盾，雙方相互揭發，導致範景文一度被明思宗降級處理。但因其在援剿中的突出貢獻，最終得以恢複原職。
崇禎十一年（1638年）的冬天，京師再次麵臨戰亂威脅，範景文果斷派兵入衛，保衛京畿安全。當時，閣臣楊嗣昌不顧禮法，強行輔政，行事專斷。麵對此情景，翰林院編修黃道周在朝堂上直言批評，結果遭到了明思宗的嚴厲處罰。範景文在此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聯合多位同僚上書為黃道周求情，力陳黃道周乃是國家急需的棟梁之才，棄之不用實為國家之失。儘管此舉觸怒了思宗，但範景文義無反顧，主動承擔責任，表示眾臣觀點一致。思宗憤怒之下，削去範景文官籍，將其貶為平民。
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範景文再度被召回朝廷，以原官身份入閣，兼任東閣大學士，肩負起在國家危難之際的重任。然而，不久後，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破宣府，兵鋒直指京師。麵對國家存亡的危機，範景文憂心忡忡，夜不能寐，每當夜深人靜，他獨自對月痛哭，內心充滿了無力感和自責。有大臣提議明思宗南遷避難，但範景文堅決反對，主張堅守陣地，等待援軍。他認為，隻有凝聚人心，才能渡過難關，這種堅定的信念，即便在絕望中也未曾動搖。
三月十七日（公曆4月23日），明思宗召見範景文，彼時，範景文已連續多日滴水未進，身心俱疲。麵對思宗，他泣不成聲，言語斷續，無法完整表達心中的悲痛與憂慮，連思宗也忍不住淚下。
六、以身殉國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這是一個載入史冊的日子，這一天，北京城被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破，帝國的首都瞬間陷入一片混亂。範景文，這位在國家危難時刻始終挺身而出的忠臣，得知消息後，沒有片刻遲疑，立刻趕往宮門，希望能夠見到皇帝，商討應對之策。然而，當他到達宮門時，隻聽到宮人說“皇上已經出去。”這簡短的話語，如同晴天霹靂，讓範景文心中充滿了不安。
範景文隨即又急忙趕往朝房，希望能找到其他官員共同應對危機，但迎接他的卻是李自成的軍隊已經控製了道路，形勢已完全失控。麵對此景，隨從勸他更換平民服裝，返回家中暫避風頭。但範景文堅決地說“皇上出去了，我怎麼能回家呢？”這句話，不僅表達了他對皇帝的忠誠，也展現了他作為國家重臣，在國家危難時刻絕不逃避的擔當精神。
在絕望中，範景文來到一座廟宇，在這裡，他草擬了最後的遺疏，向後世留下了他的心聲。接著，他又用大字寫下了遺言“身為大臣，不能夠在戰場建功立業，死有餘恨。”這短短幾句話，飽含了他對未能在戰場上為國捐軀的遺憾，以及對自己未能完成更多為國為民之事的深深悔恨。
隨後，範景文前往演象所，這裡是皇家舉行儀式的地方，他在這裡拜辭闕墓，向皇室和祖宗告彆，然後毅然決然地走向了雙塔寺旁的一口古井，縱身一躍，以身殉國。範景文直到最後一刻，仍相信明思宗可能已經逃往南方，殊不知，明思宗已在煤山自縊身亡，大明王朝的末日已然降臨。
結語
範景文的一生，是忠誠與清廉的生動詮釋。在那個動蕩的時代，他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什麼是真正的士大夫精神。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曆史，範景文的形象依然高大，他的故事激勵著我們堅守道德底線，為國家和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範景文，這位明朝的“二不尚書”，不僅是一位曆史人物，更是一麵永恒的鏡子，映照出人性中最光輝的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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