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內部事務的同時，袁崇煥也未放棄與後金的外交溝通，儘管他恢複了與皇太極的通信，但仍保持了戰略上的警惕，既不完全關閉議和之門，也不放鬆軍事準備。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袁崇煥並未能迅速實現“五年複遼”的目標，這引起了朝中一些官員的質疑，尤其是毛羽健的質詢，要求袁崇煥就其戰略規劃作出解釋。麵對質疑，袁崇煥再次強調自己不會空談恢複，而是將實際行動作為回應。
六、殺毛文龍
袁崇煥上任督師後，麵臨的另一個重大挑戰是如何處理與東江總兵毛文龍的關係。毛文龍自天啟元年起，以朝鮮半島的皮島為根據地，建立了一條海上防線，對後金構成了不小的威脅，但也因其獨立性強，難以駕馭，而成為朝廷的一大隱憂。袁崇煥與毛文龍的矛盾，早在寧遠之戰後就已顯現，袁崇煥主張將毛文龍的部隊移至寧遠附近，以便於控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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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任命為督師後，袁崇煥開始著手解決毛文龍的問題。他首先請求加強登萊海禁，改變東江運道，意圖通過控製海運，切斷毛文龍的物資和經濟來源，迫使其服從。毛文龍對此強烈不滿，雙方矛盾進一步升級。在袁崇煥與毛文龍的幾次會麵中，毛文龍的傲慢和不服從，尤其是對袁崇煥提出的受節製及軍務改革的抗拒，堅定了袁崇煥處決毛文龍的決心。
崇禎二年六月初，袁崇煥與毛文龍在雙島會麵，袁崇煥借機宴請毛文龍，試圖說服其主動辭職，但毛文龍的回應顯示了他對自身價值的高度自信，拒絕了這一提議。在隨後的對話中，毛文龍的態度愈發傲慢，袁崇煥最終決定采取行動。六月初五日，袁崇煥在設宴時突然發難，指控毛文龍犯有十二大罪狀，包括專權、欺君、侵吞軍餉等，當眾宣讀罪狀後，袁崇煥下令處死毛文龍，執行者為趙可教、何麟圖，使用的是袁崇煥持有的尚方寶劍。
毛文龍被處決後，袁崇煥迅速穩定了東江軍的局勢，將東江軍分為四協，由毛承祿、徐敷奏、劉興祚、陳繼盛分彆接管，並由陳繼盛暫時統管東江鎮。袁崇煥還親自前往毛文龍靈前祭奠，表達了對毛文龍的私人敬意，同時安撫了軍心。隨後，袁崇煥前往旅順，視察防務，確保東江鎮的平穩過渡。
袁崇煥處決毛文龍的行動，雖然未經朝廷正式授權，但事後向崇禎帝請罪時，得到了皇帝的認可。崇禎帝認為毛文龍死有餘辜，對袁崇煥的果斷行動表示讚賞，這反映了皇帝對袁崇煥的信任以及對毛文龍問題的重視。這一事件，雖然解決了朝廷對毛文龍的長期憂慮，但也為袁崇煥後來的命運埋下了隱患，成為朝中部分官員攻擊他的借口之一。
七、鏖戰北京
在己巳之變中，袁崇煥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皇太極率領後金軍繞過袁崇煥重兵把守的關寧防線，利用蒙古哈剌慎部的引導，從明朝邊防較為薄弱的薊州長城突破，直逼北京。這一突如其來的軍事行動，使得袁崇煥原先的防禦部署變得捉襟見肘。
袁崇煥在接到後金軍突破長城的警報後，立即采取行動，派遣趙率教出兵救援，但趙率教不幸陣亡。隨後，袁崇煥親自率軍兩萬西援，試圖阻止後金軍的推進。然而，由於敵軍行動迅速，袁崇煥未能及時抵達戰場，遵化失守，薊州明軍潰敗。
在緊急情況下，袁崇煥重新部署兵力，以確保京畿的安全。他命令昌平總兵尤世威保護皇陵，宣府總兵侯世祿防守三河，以防後金軍向西挺進，而大同總兵滿桂則負責護衛京師。袁崇煥本人則與祖大壽率領的關寧軍留守薊州，力圖截擊後金軍。
皇太極率軍向北京挺進，袁崇煥得知消息後，迅速追趕，最終於十一月十七日抵達北京城外。次日，袁崇煥的軍隊駐紮於左安門外的韋公寺，而皇太極的軍隊則駐紮於城外二十裡的牧馬場。
十一月二十日，後金軍對北京城發起進攻，袁崇煥和祖大壽負責防守廣渠門。戰鬥中，袁崇煥親自上陣，英勇抗擊後金軍，甚至在戰鬥中險些喪命，但憑借堅固的盔甲幸免於難。明軍與後金軍激戰至深夜，最終擊退了敵軍的進攻。在這場戰鬥中，袁崇煥的部隊表現出了極高的戰鬥力和犧牲精神，成功守住了廣渠門。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袁崇煥繼續與皇太極的軍隊對峙，多次擊退後金軍的進攻。尤其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的戰鬥中，袁崇煥的軍隊再次展現出強大的戰鬥力，迫使後金軍撤退。
八、下獄處死
袁崇煥在北京城外與後金軍激戰的同時，京城內卻彌漫著對他的猜疑與誤解。民間流傳的謠言指責他“引敵脅和”，甚至有“殺了袁崇煥，韃子走一半”的民謠，暗示袁崇煥與後金有勾結。這些謠言不僅在民間傳播，甚至進入了宮廷，影響了崇禎帝的判斷。加之，城外擁有田產的勳戚和大太監對袁崇煥的不滿情緒，紛紛向崇禎帝告狀，加劇了崇禎帝對袁崇煥的信任危機。
在一係列的召見中，袁崇煥試圖解釋自己的軍事策略，但崇禎帝對他的請求入城休整的提議斷然拒絕，顯示出對袁崇煥的信任已經開始動搖。隨後，崇禎帝對袁崇煥的不滿進一步升級，尤其是在後金軍在城下搶掠，而袁崇煥未能及時剿殺的情況下，崇禎帝對袁崇煥的疑慮達到了。
十二月初一，崇禎帝以議餉為由再次召見袁崇煥，但在召對過程中，崇禎帝質問袁崇煥關於殺毛文龍和不能有效抵禦後金的罪狀，袁崇煥的回答未能消除崇禎帝的疑慮，反而導致了袁崇煥的當場被捕。這一舉動震驚了朝野，袁崇煥的部下祖大壽聞訊後，率軍東奔，引發了軍心的動蕩。在多方努力下，祖大壽最終聽從了袁崇煥的親筆信，返回聽命。
袁崇煥被捕後，雖然一度獲得了崇禎帝的寬宥，被移至刑部獄，並得到了一定的醫療照顧，但釋放袁崇煥的呼聲並未得到崇禎帝的響應。朝中一些官員，如溫體仁和兵部尚書梁廷棟，極力主張將袁崇煥處死，並利用各種機會搜集證據，以證明袁崇煥的通敵罪行。
最終，在崇禎三年，袁崇煥被判處淩遲處死。在行刑前，崇禎帝宣布了袁崇煥的罪狀，包括“市米資盜”、“謀款斬帥”、“縱奴入犯”等，儘管袁崇煥在受審過程中承認了一些事實，但他始終堅稱自己的行動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行刑之日，袁崇煥遭受了極其殘忍的刑罰，而京城的百姓在仇恨的驅使下，竟爭相購買其被割下的肉，這一幕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袁崇煥的誤解和仇恨已經達到了極端的程度。
袁崇煥的家人和親屬也因此受到了牽連，被流放至偏遠地區，命運淒慘。直到清朝中葉，袁崇煥的冤案才被平反，其英勇抗擊外敵的形象逐漸被後世所認識和尊崇。
結語
袁崇煥的悲劇性結局，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但真相往往需要時間來澄清。直到清代修纂《明史》時，才明確指出袁崇煥是死於皇太極的反間計，而非真的叛國。這一評價使得袁崇煥的形象在後世得到了重新審視，被視為明朝末年最傑出的軍事家之一，一個忠貞不渝、英勇無畏的民族英雄。
袁崇煥的一生，是明朝衰落時期邊疆防禦的縮影，也是個人忠誠與犧牲的悲歌。他的故事提醒我們，曆史的複雜性往往超乎想象，而對曆史人物的公正評價，需要超越時代的局限，從更廣闊的視角去理解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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