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張玉書，字素存，號潤浦，又稱京江，是清朝初期的重要政治家、學者。生於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六月二十六日，江蘇丹徒（今江蘇鎮江）人。他的生平不僅是一部個人奮鬥的曆史，更是清朝初年政治、文化變遷的縮影。本文旨在梳理張玉書一生的主要經曆及其對清朝政治的影響。
二、初入仕途
張玉書，字素存，號潤浦，又稱京江，出生於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六月二十六日的鎮江。他在科舉道路上表現出色，順治十四年（1657年）中舉人，僅僅四年之後，即順治十八年（1661年），就考中了進士，這標誌著他正式踏入了清朝的官場。
成為進士之後，張玉書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職位。翰林院是清代最高學術機構之一，也是選拔高級官員的重要途徑。作為庶吉士，他有機會在皇帝麵前展示自己的才華和學識。在翰林院的日子裡，張玉書勤奮學習，不斷充實自己，逐漸嶄露頭角。他憑借深厚的學識和出色的文學才能，很快獲得了上級的認可和提拔。
幾年後，張玉書升任為編修，這意味著他有了更多參與國家大事的機會。編修的職責包括編纂史書、製定禮儀製度等工作，這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職位。張玉書在這一職位上的表現令人稱道，他不僅完成了日常的工作任務，還在學術領域有著卓越的貢獻。
更為重要的是，張玉書還被選為日講起居注官。這一職位要求官員在皇帝身邊工作，負責記錄皇帝的言行舉止以及重要政事。能夠成為日講起居注官意味著張玉書得到了康熙帝的信任和重視。在這一職位上，張玉書不僅要準確記錄皇帝的活動，還要隨時準備回答皇帝的問題，這就要求他必須具備淵博的知識和敏捷的思維。
康熙帝非常欣賞張玉書的才華和忠誠，經常向他詢問各種問題，從國家大事到文化典故，張玉書都能從容應對，給出恰當的答案。正是因為這種出色的表現，使得張玉書在康熙帝心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康熙帝多次讚賞張玉書的回答，並且給予了他更多的責任和更高的職位。
三、政治生涯的高峰
康熙二十年（1681年），張玉書的政治生涯迎來了新的高峰。這一年，他被擢升為內閣學士，並被任命為經筵講官。經筵講官是皇帝身邊的高級顧問，主要職責是在經筵（皇帝聽講儒家經典的地方）上講解儒家經典，以提高皇帝的學識水平。這一職務的獲得，表明張玉書在學術領域的造詣已經得到了康熙帝的高度認可。
成為經筵講官之後，張玉書更加頻繁地出現在康熙帝的視野中。他不僅要在經筵上講解經典，還要在其他重要場合谘詢意見。由於其學問深厚，見解獨到，張玉書的意見往往能夠得到康熙帝的高度重視。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隨著吳三桂叛亂的平定，康熙帝決定前往盛京（今沈陽）祭陵。張玉書被選為隨侍大臣之一，陪同康熙帝一同前往。此次出行不僅是對祖先的尊敬之舉，也是為了展示皇權的穩固和國家的統一。能夠被選為隨侍大臣，說明張玉書已經成為康熙帝最信賴的近臣之一。
不久之後，張玉書再次獲得晉升，被任命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這一職位不僅意味著他在禮部有了重要的行政職責，同時也在翰林院中扮演著領導角色。在禮部，他負責管理國家的禮儀製度，而在翰林院，則繼續發揮他在學術領域的特長，為國家培養人才。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張玉書被擢升為刑部尚書。刑部尚書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司法官員，負責全國的法律和刑罰事宜。這一職務對於維護國家法製和社會秩序至關重要。張玉書的這一晉升，表明康熙帝對他處理複雜政務能力的高度信任。
四、調查功績
在康熙年間，張玉書因其公正無私的性格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被委以重任，負責調查兩起重要案件，分彆是河道總督靳輔的指控以及杭州駐防清兵擾民事件。這兩起事件不僅考驗了張玉書的判斷力和處理複雜事務的能力，而且也展示了他作為一名清官的高尚品質。
首先，關於河道總督靳輔的指控，當時靳輔因主持治理黃河工程而遭受彈劾，有人指控他與納蘭明珠結黨營私，私分河銀。這些指控引起了廣泛的輿論關注，並對靳輔的聲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康熙帝責成張玉書負責調查此案。
張玉書接受了這一艱巨的任務，深知這不僅關係到一個人的命運，也關乎整個國家的水利工程是否能夠順利進行。他深入基層，親自走訪相關的地區，收集第一手資料，並與當地百姓交談，了解實際情況。經過細致周密的調查，張玉書發現靳輔雖然在治理黃河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但他始終堅守崗位，努力克服各種挑戰，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指控靳輔的人並未能確鑿的證據支持他們的說法。最終，張玉書公正地向康熙帝報告了調查結果，澄清了靳輔的名聲，並指出其在治理黃河方麵的努力和成效。這一舉動不僅恢複了靳輔的名譽，也為國家水利工程的順利推進掃清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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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針對杭州駐防清兵擾民事件，張玉書同樣展現了非凡的處理能力。當時，有舉報稱杭州駐防的清兵存在擾民行為，這引起了當地居民的不滿和不安。接到這一消息後，康熙帝再次將重任交給了張玉書。張玉書深知此類事件若處理不當，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動蕩，因此他立即前往杭州進行調查。
在杭州，張玉書采取了嚴格的調查手段，不僅聽取了受害者的證詞，還對駐防清兵進行了詳細的審查。通過嚴謹的取證過程，張玉書發現了一些無中生有的指控，並查明了捏造事實的人。對於那些確實存在不當行為的清兵，張玉書根據情節輕重分彆給予了相應的處罰，而對於那些無辜被冤枉的士兵，則予以澄清。這一係列措施有效地平息了民怨，恢複了社會秩序。
五、宰相之路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張玉書的政治生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一年，他被授予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的要職，這意味著他成為了當朝的宰相級人物，負責管理國家的財政大權。文華殿大學士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職位，不僅象征著皇帝對他的絕對信任，也是對他多年勤勉工作的肯定。在擔任這一職務期間，張玉書展現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管理能力，為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職位的提升，張玉書的責任也隨之加重。戶部尚書的職責涉及國家的經濟命脈，包括稅收、財政預算、貨幣鑄造等多個方麵。張玉書以其深厚的學識和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成功地應對了各種複雜的經濟問題，保證了國家財政的平穩運行。
到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張玉書的政治生涯迎來了一次特殊的考驗。這一年，康熙帝決定親自出征，討伐叛亂的噶爾丹。在這次親征中，張玉書被選為隨行的唯一漢臣，這一選擇再次證明了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跟隨康熙帝出征，不僅是一份榮耀，也是一種巨大的責任。作為隨征的文官，張玉書不僅要協助處理軍中的文書事務，還要在戰略決策上提出建議，為前線的軍事行動支持。
在這次戰役中，張玉書展現了他非凡的軍事才能。他與康熙帝以及其他將領密切合作，共同製定了以逸待勞、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這一策略充分利用了清軍的優勢，迫使噶爾丹陷入了被動的局麵。在實際戰鬥中，張玉書不僅參與了軍事會議，還積極參與了戰前的準備工作，為確保戰役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六、文化貢獻
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張玉書的文化貢獻達到了一個高峰。這一年，他被任命為編修《平定朔漠方略》的總裁官，負責記錄平定噶爾丹叛亂的曆史。這部著作不僅是對張玉書個人才華的認可，也是對他軍事才能的表彰，更是對清朝軍事勝利的記載和紀念。
《平定朔漠方略》是一部官方編纂的曆史文獻，記錄了康熙帝親征噶爾丹的過程以及取得的勝利。張玉書作為總裁官，肩負著編纂這部重要史書的重大責任。他不僅需要整理和篩選大量的曆史資料，還要確保記載準確無誤，反映出當時的實際情況。這項工作不僅需要深厚的曆史學識，還需要對軍事戰略有著深刻的理解。
在編纂過程中，張玉書精心挑選史料，嚴格把關，力求做到客觀公正。他還親自審稿，確保每一個細節都符合曆史的真實麵貌。通過這部著作，張玉書不僅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資料，也為清朝的軍事成就增添了光彩。
除了在文化領域的貢獻外，張玉書的家庭也因為他的成就而獲得了殊榮。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張玉書的母親不幸染病。康熙帝得知這一消息後，非常關心張玉書母親的身體狀況，並特彆贈予《金剛經》五部以及禦食鹿尾等珍貴物品。這些禮物不僅是對張玉書母親的關懷，更是對張玉書家族的一種特殊榮譽。
七、晚年
進入晚年的張玉書依然活躍在政治舞台上，儘管身體狀況已不如年輕時那般健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和四十年（1701年），張玉書兩次隨同康熙帝南巡，這不僅是對他多年勤勉工作的肯定，也是對他忠誠與才乾的高度評價。在南巡過程中，張玉書不僅為皇帝了諸多谘詢意見，還協助處理了一係列地方政務，顯示了他深厚的學識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康熙帝對張玉書的表現十分滿意，為此賜予了他許多珍貴的賞賜，這些賞賜不僅是物質上的獎勵，更是精神上的鼓勵和尊重。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張玉書的健康狀況逐漸惡化。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以疾病為由請求退休。麵對這位忠誠老臣的請求，康熙帝感到十分不舍，多次溫言慰留，希望能夠挽留張玉書繼續為國效力。儘管如此，考慮到張玉書的實際身體狀況，康熙帝最終還是同意了他的請求，但仍舊希望他能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繼續為朝廷獻策。
不幸的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張玉書在熱河隨侍康熙帝時病情突然惡化，最終病逝於此，享年七十歲。康熙帝得知張玉書的死訊後深感痛心，立即下令給予他豐厚的喪葬待遇。不僅如此，康熙帝還親自撰寫挽聯、挽詩和碑文，表達了對這位忠誠老臣的深切懷念之情。在悼念儀式上，康熙帝追贈張玉書為太子太保，並賜予他“文貞”的諡號，這不僅是對他一生政績和人品的高度讚揚，也是清朝曆史上極為罕見的殊榮。
結語
張玉書的一生是忠誠與智慧的典範。作為一位清廉正直的政治家，他不僅在政治上有所建樹，更以其卓越的文化成就贏得了後人的敬仰。他的故事激勵著後來者，成為研究清朝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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