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郡縣製,有益於全國政治統一。
這是我國從未有過的大政策,翻閱我國四千年的曆史,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戰國末期,我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主張“依法治國,人人平等”。
他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逸匹夫”。主張“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
《韓非子》現存二十卷共計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總結和闡述了“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的論斷。
韓非子法家思想最偉大的實踐者是秦始皇。
一部《韓非子》為秦統一六國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製製度了理論根據。
三國時期政治家曹操的法治思想“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貞觀時期的法律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一個高峰,有一批賢臣良吏如房玄齡、馬周、魏征等,所以貞觀法律能夠得到很好地實行。
安史之亂是大唐王朝快速衰落的,世人慨歎,“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
意思是,再好的法律,還必須要有賢明廉潔的官員去執行,這也正印證了商鞅“以私害法者國必亡”的論斷。
所以,任何時候,法治和吏治必須同等重視。
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家和律師西塞羅有句名言“自由就是做法律許可範圍內的事情的權利。”
我們現在有多少人言必稱西方的人權和自由。
豈不知,他們所謂的人權和自由,已經是有意無意地踩在了法律的灰色地帶,或者紅線上,更是在恣意地踩踏著道德和倫理的花園或者莊稼地。
領袖一生中親自批示處死了七名貪汙犯謝步升、唐達仁、左祥雲、黃克功、肖玉璧、張子善、劉青山,其中黃克功是殺人犯。
他曾經說過“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
我建議大家重讀一下《資治通鑒》。
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
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汙無度,胡作非為,國家還沒有辦法治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
殺張子善、劉青山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事出無奈,不得已啊!
問題若是成了堆,就積重難返了啊!
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麵對那樣一個亂攤子,隻好哭天抹淚地去了呦!
我們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絕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
不過,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就割誰的腦袋!我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的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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