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郡縣製，有益於全國政治統一。
這是我國從未有過的大政策，翻閱我國四千年的曆史，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戰國末期，我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主張“依法治國，人人平等”。
他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逸匹夫”。主張“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
《韓非子》現存二十卷共計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總結和闡述了“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的論斷。
韓非子法家思想最偉大的實踐者是秦始皇。
一部《韓非子》為秦統一六國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製製度了理論根據。
三國時期政治家曹操的法治思想“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貞觀時期的法律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一個高峰，有一批賢臣良吏如房玄齡、馬周、魏征等，所以貞觀法律能夠得到很好地實行。
安史之亂是大唐王朝快速衰落的，世人慨歎，“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
意思是，再好的法律，還必須要有賢明廉潔的官員去執行，這也正印證了商鞅“以私害法者國必亡”的論斷。
所以，任何時候，法治和吏治必須同等重視。
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家和律師西塞羅有句名言“自由就是做法律許可範圍內的事情的權利。”
我們現在有多少人言必稱西方的人權和自由。
豈不知，他們所謂的人權和自由，已經是有意無意地踩在了法律的灰色地帶，或者紅線上，更是在恣意地踩踏著道德和倫理的花園或者莊稼地。
領袖一生中親自批示處死了七名貪汙犯謝步升、唐達仁、左祥雲、黃克功、肖玉璧、張子善、劉青山，其中黃克功是殺人犯。
他曾經說過“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
我建議大家重讀一下《資治通鑒》。
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
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汙無度，胡作非為，國家還沒有辦法治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
殺張子善、劉青山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事出無奈，不得已啊！
問題若是成了堆，就積重難返了啊！
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麵對那樣一個亂攤子，隻好哭天抹淚地去了呦！
我們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絕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
不過，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就割誰的腦袋！我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的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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