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中興！
方鈍的話，其實大家都知道，蘇鬆等處積欠的賦稅，要是真能追比，彆說全部，就是一部分，也足夠軍需了，但是追比蘇鬆等地的賦稅，從大明開國時候就在做了，曆代皇帝，不知道派出了多少能臣乾吏，前往蘇鬆，但是真的能追比賦稅回來的，少之又少。
國朝至今，僅有兩次蘇州成功的追比了積欠。
洪武十九年，蘇州府遭逢天災，農業歉收，逋賦危機較往年更為嚴重，然而來自上峰的催征壓力卻絲毫未減。知府王觀遂另辟蹊徑，采取懷柔手法，力促富戶輸糧代償。
永樂年間的知府湯宗也是差不多的情況。但是能否複製他們兩位的事情呢？恐怕不行。
這樣的權宜之法雖然效果明顯，但在實際中卻難以為繼。首先，知府們既為朝廷命官，當以法令行事方能服眾立威。雖然諭富濟貧具有廣泛的社會認同基礎，但在法律上卻無法找到合理性依據，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難久。
其次，自願或者受迫的富戶並不具有無限的代輸空間。他們與知府之間已知僅有的兩次合作均發生在天災頻頓之時，此時若任由佃民因賦無出而棄地流離，致使田無耕者，地無佃人，勢必將影響到富戶的切身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富戶應諭代輸從長遠來看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但逋賦問題連年皆有，不特天災之時，也不獨蘇州一府之事，富戶代輸的能力和意願都是極其有限的，知府們顯然無法屢興此例。
所以徐階說道“方司農，蘇鬆積欠，豈是短時能解決的問題，眼下備倭事大，官軍嗷嗷待哺，不趕緊協濟軍餉，何以禦倭？”
徐階的潛台詞也很明確，蘇鬆的積欠賦稅確實很多，可是你方鈍能把錢收上來嗎？顯然不行的，人家憑本事欠的，憑什麼給你啊。
在這種情況下，現在前方急需軍餉，當然隻能協濟攤派了。
方鈍還是不同意，他說道“東南本來富庶，現今東南都無力承擔的，他處何以承擔？”
嚴嵩作為首輔，當然要出麵調停此事了，嚴嵩當然知道蘇鬆等處的積欠，但是那是累朝以來積累的東西，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的，眼下東南軍興，急需軍餉，這是立馬要解決的問題。
協濟已經是必然的事情，隻是協濟多少的問題，嚴嵩說道“不如照中樞之例，三七分例為宜，諸位以為如何？”
嚴嵩所說的三七分例，是中央層麵的財政協濟的原則。是指擁有財政自主權的戶部、兵部、工部各自承擔某一大規模支出的三成或七成，根據不同情況，主要有戶七兵三、戶三工七、戶七工三幾種分配方案。
嚴嵩的意思就是效法這一例子，在其他各省協濟東南軍餉的問題上，一樣使用這個原則，嚴嵩說道“東南畢竟富庶，況且倭寇猖獗，對東南危害最大，東南承擔七成，其餘三成由各省協濟可也，諸位以為如何？”
其實方鈍也知道協濟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畢竟嘉靖都已經點頭的事情，他一個戶部尚書，又怎麼能變更此事呢？但是他肯定要爭取東南自己承擔大部分軍費，其他各省分攤小部分，這樣對於自己家鄉的影響最小。
徐階說道“三七分例，未為不可，然其他地方拖欠協濟，如之奈何？”
這話激怒了方鈍，他說道“協濟本就是以己所受害，分害於人，徐閣老還未協濟，就想著怎麼追比積欠了。有這等遠見，為何不去追比蘇鬆的積欠？”
方鈍的話把徐階說的臉紅，但是還就無法反駁，蘇鬆積欠，確實是全國最多，這點舉朝皆知，徐階也沒辦法反駁。
但是協濟積欠也確實是常有的事情，有時候財政寬裕部門亦陷入財政危機，受協部門依舊源源不斷地從承協部門攫取各項資源，承協方隻得拖欠協濟事項，優先本部門的財政支出。
還有個關鍵的問題，協濟方與受協方互不統屬，受協方缺少有效手段保障彼方協濟的實施。受協方沒有足夠的權力製約承協方的拖欠行為，僅能接連不斷地向中央申文彙報。
如果是一般的事情，還則罷了，這可是關乎軍餉，大明的丘八爺可不是鬨著玩的，要是軍餉不濟那可是要出大事的。
說白了，這種協濟的事情，對於任何一個地方官來說，都是極不情願的，各地往往將協濟項目視為末務，造成“協濟者於鄰屬之痛癢不關，於考成之參罰不及，故日挨一日的怠政局麵，這些都是實情。
一直不曾發言的楊博說道“閣老，方司農，徐閣老說的，確是事情。下官以為，解決此事，有兩個辦法，一是協濟事項照京邊錢糧事例一體查參。二是是責令六部督催，尤其是戶部和吏部。”
楊博的意思很明確，為了防止地方協濟不及時引發兵變，要提高協濟在地方政府事務中的優先級，對於經辦協濟事項的官員來說，協濟未完則可能刑害切身，故往往將其視作緊急要務，就此達到彼自無不完之正賦，此自無後時之給發，總一通變，間而地方之受福多矣的效果。
而令六部督責，當然主要是戶部和吏部，戶、吏部常常扮演監督協濟執行的角色。前者監督錢糧的完欠情況，後者考察官員的協濟執行是否得力，將協濟是否完成與官員們的考核升遷掛鉤，自然會使得官員們重視此事。
楊博的方案得到了在場官員們的讚同，方鈍也說道“本兵所言，確為正道，然眼下當務之急，就是令浙直兩省統計軍餉總數，交部審核，再議定協濟數目和地方，如此方為可行之道。”
既然大家都讚同此事，嚴嵩就說道“如此內閣移文浙直總督趙文華，令其通計浙直等處軍餉，交部審核。”
方鈍、楊博這才告辭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