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娘，這些人飯錢給了吧？要是吃白食，咱們可得報官將這幫人抓起來！”
店小二的話，讓紅衣老板娘回過神來，“人家把錢都放在桌上了，你快去把錢拿過來！”
“是。”店小二點點頭，連忙來到剛剛四名商人吃飯地方，從桌子上拿起銀子，興奮道“老板娘，剛剛那些人真是有錢啊！一出手就五十兩銀子！”
紅衣老板娘並沒有回答店小二的話，而是在本子上寫著東西，寫完後又接著連忙道“小二，你趕緊將這封信送去婦女兒童社衙門去！一定要快！”
“是！”
店小二接過信，然後跑出客棧。
紅衣老板娘沉聲道“看樣子南方出大事了，接下來的京城怕也不會平靜。”
太和殿。
朱元璋正在批閱奏章。
差不多一年時間過去，朱元璋肉眼可見的衰老下來，頭上的頭發也事白得一塌糊塗。
雖然現在大部分奏章都有太子朱標和呂昶、宋濂等幾位內閣大學士處理，但是不少重大問題，還是得送到朱元璋這裡來批閱。
朱元璋本身是一個專注於“政務”的人，處理起奏章來也是得心應手，更不會覺得累，隻是每次處理久了，總感覺身體越發吃力。
而且這一年多以來，大明各方麵都在蓬勃發發展，國庫錢多了，做的事情也多了，最讓朱元璋滿意的是南北發展得比較平衡！
之前北直隸在歐陽倫的經營下，一躍成為大明最為富裕的行省，為大明了不少稅收，之後雖然歐陽倫被調入京城，但是北直隸的發展並沒有停止下來，長城還在修繕、新城一坐坐拔地而起！高速路、水泥路更是修了一條又一條，稅收也是一年比一年多。
邊境貿易也在蓬勃發展起來，貿易城的名氣越來越大，開始反哺北直隸，貿易城實際上成為了一個平台，讓草原百姓用他們的牛羊、財富購買北直隸各個工坊生產的產品。
根據錦衣衛的情報，現在草原南部的眾多部落已經嚴重依賴北直隸的商品，誰要是打北直隸，這些部落第一個不乾，北部可以說是非常安全了。
按理說，北方如此快速發展，南北之間的差距應該會變大。
但是讓朱元璋意外的是，南方的發展也不差，根據李善長遞上來的奏章陳述，南方四省在其管理下，實現了北直隸的發展速度，各種道路、橋梁、樓房、新區、股市如雨後春筍出來，可以說北直隸有的，南方四省也有。
“父皇似乎對南方的發展比較滿意。”太子朱標就站在朱元璋身後，見到朱元璋拿著李善長的奏章笑意連連，忍不住道。
朱元璋笑著道“南方底子本來就好，李善長又處處參照歐陽倫的手段，南方四省發展起來也很正常。”
“李善長這人單論能力比不上劉伯溫、也比不上歐陽倫這混蛋，但他會學這次派他去管理南方，果然沒有讓朕失望啊！”
“哼哼，南方四省的成功還讓朕確定了一件事情。”
“父皇，是什麼事情？”朱標好奇問道。
“當然就是咱們大明離開歐陽倫也可以很好，歐陽倫的那些手段是可以被複製的，而且還能用得更好！”朱元璋有些興奮道。
“父皇，兒臣不是太理解，您為何如此高興。”朱標開口問道。
“標兒，你要記住，臣子有能力不可怕，但若是他的能力獨一無二，甚至無人可以取代，這就很可怕了！”朱元璋沉聲道“麵對這樣的能臣，你舍不得殺死他，百姓會擁護他，時間一長，咱們老朱家的江山就會不穩固！”
“對於這樣的人，要麼再榨乾他的價值後，儘快殺掉，要麼培養出可以製衡他的存在，如此才能解決問題！”
“可父皇，四妹夫不是外人，他是您的女婿，是兒臣妹夫！”朱標不忍道。
“咳咳，咱也沒說是歐陽倫，你想多了！”朱元璋尷尬道“標兒，等過完年，你就親自去一趟廣東，將李善長接回來，那個時候歐陽倫應該也要上朝堂了，到時候朝堂就是朕給他們兩個設置的舞台！”
“是。”朱標點點頭。
就在這個時候，一名侍衛跑了進來。
“陛下，有人手持大誥告禦狀！”
嗯！？
聽到這話，朱元璋、朱標父子兩都是一驚。
與其他開國皇帝不同，朱元璋出身於徹底的貧民家庭，他曾眼見官吏的腐敗和百姓的艱難，成為皇帝後回想往事，對太子朱標動情的說“農民起早貪黑的乾活，卻穿破衣，吃粗糧，不知地方父母官能否憐憫他們。”因此，朱元璋早早確立了自己治國的思想——“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也就是說，對官吏要嚴格要求，而對待百姓，則儘量寬容。
為實踐這一治國理想，明朝剛建立，朱元璋就開始嚴厲打擊官員的犯罪現象，他對貪官汙吏和瀆職的官員重加懲罰，甚至搞出了“剝皮實草”的刑罰，也就是把貪官的皮剝下來，裡麵填上稻草，放在衙門的大門口，以警示後來的官員。
朱元璋畢竟身處廟堂之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體查民情，更不可能把所有地方官員的犯罪情形儘收眼底，那麼，怎樣才能對那些不法官吏做到早發現、早處罰呢？朱元璋苦思冥想，終於想到了一個方法讓老百姓自己上京城告發不法官員的罪行，一路上任何人都不得阻攔！
其實最開始的時候，朱元璋並沒有做出這麼“極端”的規定，在明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頒布的聖旨中寫的是百姓受了冤枉，隻允許在地方官府伸冤，然後自下而上，最終交到朱元璋手上，而不能直接就一路跑到京城來找朱元璋告狀。
“凡軍民，訴戶婚、田土、作奸犯科諸事，悉由本屬官司自下而上陳告，毋得越訴，輙赴京師。”
畢竟他是皇帝，日理萬機，不可能一口氣處理那麼多事。但很快朱元璋就發現，這樣的處理方式局限性太大。地方官員們很容易就把事情壓下來，將狀子爛在自己手上，並不上報，甚至私自毆打伸冤的百姓，使得老百姓有冤沒處訴，這規定也就越來越起不到作用。
見到這種情形，朱元璋自然大為光火，他憤怒之下，終於在明朝洪武十八年第一次發行的《大誥》中作出了新規定地方府、州、縣的官吏，如果殘害百姓，貪汙腐敗，那麼允許當地的老百姓直接到京城向朱元璋本人告狀。老百姓告狀的路上，任何人都不得阻攔，即使他們沒有“路引”，也就是過路的憑證，隻要手持一本《大誥》，就可以暢通無阻。如果還有人敢阻攔他們，那麼全家都要處死。
為了防止地方官員繼續像以前一樣毆打百姓，朱元璋對那些阻攔百姓告狀的官員下手極狠。在《大誥》中，朱元璋就記錄了幾個因為阻攔百姓告狀而獲罪的例子。
有個叫何添觀的官吏，因為阻攔百姓告狀，就被處以“刖刑”，挖掉了膝蓋。在這樣嚴刑峻法的壓力下，各地百姓自然可以比較方便的告狀，同時，那些官員們也都戰戰兢兢，不敢再阻攔了。當然，朱元璋也會對百姓說的情況進行細致調查，一旦發現這些老百姓是誣告，他也會嚴加懲罰，因為“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
除此之外，朱元璋還會主動去接觸地方百姓，與他們交流，他曾經親自接見前來納糧的百姓，問他們地方情況如何，也曾召來地方的地主富戶，嚴詞訓誡他們，比如明朝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召來部分浙西的富戶，教訓他們“毋淩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裡”。
這也是朱元璋喜歡進行微服私訪的原因。
所以當朱元璋、朱標聽到有人手持《大誥》告禦狀的時候，頗為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