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9年8月19日，午後一場大雨仿佛將整個江戶城徹底洗刷了一遍，顯露出難得的一片清新景象。同時，大雨也將連日來的暑熱驅散，稍解沉悶和壓抑之感。
在煙雨朦朧的街道上，一輛馬車冒著依舊磅礴的雨水，從城西的方向駛來，十數名忠勇的武士，頭戴蓑笠，身披鬥篷，手按刀柄，一路小跑著護持在車隊兩側，以防膽大的凶人襲擊。
“這場大雨過後，也不知道城中何處又要陷入內澇之中，又有多少町人會流離失所、衣食無著。”幕府老中水野忠之看著窗外的絲毫不見停歇的雨勢，不由長歎一聲。
這座城市自慶長十一年1606年）開始大規模建造起，至寬永十三年公元1636年）止，後麵又陸陸續續擴建了數十年，如今已然是日本人口規模最大的城市。
江戶是一個典型的由行政力量推動而建立的城市，百萬人口基本是可以肯定的。在這些龐大的城市人口中，由旗本禦家人及其家屬、諸藩參勤交代來江戶的常住人口、為其服務的雜役等各業人等加起來應該穩定在五十萬人，他們被統稱為町人以外人口；而町人包括寺社人口）則同樣保持在五十萬人上下。
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江戶城的範圍麵積已擴展數倍，城內建築宏偉，有望樓二十座、城門三十六個，還有本丸、二之丸、三之丸、西之丸等宮殿。而在外廓，則密密麻麻排列著無數的町人居住區。
在町人區，房屋大多是單薄而簡陋，環境更是汙濘不堪，垃圾遍地。儘管大雨過後，會將街角旮旯處的汙穢之物洗刷乾淨，並隨著地勢，最終流入大海。
但此番大雨，卻不知有幾多人家的房屋被雨水灌入，牆倒屋塌，造成無謂的町人死傷。
多事之秋呀！
水野忠之腦海中閃現出這個讓人心悸的詞語。
十幾天前，從中國地區本州島西部地區）傳來消息，桀驁不馴的長州藩斷然拒絕了幕府做出的裁判決定，驅逐了裁判使。隨後，長州藩出動藩軍一千餘，越過德山藩的邊界，攻入德山城今山口縣周南市），擒住藩主毛利元次，逼迫其退位隱居，將藩主之位傳於嫡子。同時，對肇事的德山藩足輕伊澤裡右衛門和福田久助則直接砍了腦袋，懸掛於德山城的門樓之上。
幕府將軍德川吉宗聞報後，萬分震驚，當即召集諸多老中和家臣，商議如何應對長州藩的暴走之舉。
其實，此次德山藩與長州藩之間爭執的緣由並不複雜，也無甚太多厲害關係，甚至可以說是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
四月間，長州藩久米村的農人喜兵衛，其十二歲的長子惣右衛門、八歲的次子三之允在摘田草回家的路上，在德山藩與長州藩爭議地界剪下了曾經種下的一棵小鬆。德山藩的足輕伊澤裡右衛門和福田久助發現了這一情況並尋到喜兵衛的屋宅，嚴厲嗬斥他，之後發生了爭執，最終德山藩的裡右衛門惱怒之下，砍了長州藩喜兵衛的頭。
一個農人竟然敢跟武士爭執理論，還有沒有一點尊卑意識了！
在日本，一個武士拔刀直接斬殺一名不敬的農人，維護武家的尊嚴，並不是什麼太大的事情。
不過，這個事件最終卻引起了兩藩對該鬆樹所在領界的爭執，在一番溝通無果後。長州藩家主毛利吉元向幕府上書，要求以對本家不敬的名義，嚴厲處置德山藩，並將爭議的河壩土地判給長州藩。
本來早就想敲打長州藩的幕府將軍德川吉宗收到毛利氏的上書後，與老中們稍加商議，便做出了明顯不利於長州藩的判決，以此打擊對方的威望和聲譽。
同時，幕府還想籍此拉攏德山藩，挑撥長州藩和支藩之間的關係，並在周防國地區給他們埋一顆釘子。
在德川吉宗看來，幕府的這個手段可謂絕妙，可以直接在毛利家中引發基於德山藩一係列衝突，在未來幾年內，必然能將毛利氏折騰得夠嗆，免得再這般紮刺，挑釁幕府權威。
但誰也沒想到，這個毛利氏竟然敢掀桌子，公然拒絕幕府的裁決，還擅自動兵，攻擊藩國。
雖然，德山藩是你們毛利家的支藩，算是窩裡鬥，但它好歹也是奉幕府為主的正式大名藩國，怎麼能任由另一個藩國出手教訓呢？
德川吉宗在與幾位老中和家臣反複磋商後，便決定要對長州藩實施最為嚴厲的處罰。
領地減封八萬石、繳納罰銀兩萬兩、藩主毛利吉元前往江戶謝罪自裁、家主之位由身處江戶城為質的嫡子、大膳大夫毛利宗廣繼任。
儘管幕府的決議已經被信使帶往萩城，但包括將軍德川吉宗在內的幕府所有高層人員都一致認為，毛利氏很可能會置之不顧，而選擇鋌而走險，再次拒絕幕府的命令，並以武力相抗。
為此，老中水野忠之建議幕府需要做兩手準備。毛利吉元接受幕府決議，那自然是皆大歡喜，事態將得以平穩控製。
但是，若長州藩膽敢暴起反抗，拒不接受將軍命令，那麼幕府就需要做好出兵的準備，以此來維護幕府和將軍的權威。
出自禦三家中的紀伊德川家德川吉宗在正德六年1716年）4月繼任將軍後，便表現出不同於先代的風範。
因為是以旁支身份繼任的將軍，而幕府的旗本們大多為前朝遺臣，德川吉宗在繼任後，便很快清除前朝勢力。他罷免了側用人間部詮房，並不再設側用人，任命水野忠之、大岡忠相等人擔任老中，將幕府權力逐步掌控在手中。
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同時也為了加強自身的權威，這位將軍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一場機構精簡改革，廢除了旗本的官位和俸祿的世襲製，以此大量削減旗本數量。
他還提拔了一批在紀伊時就跟隨他的家臣，將過去幾代由側用人往往是有一群儒者作智囊）掌權的統治方式恢複到江戶時代初期將軍本人獨攬大權的體製。
德川吉宗實施的內政改革中的最大難題，就是重建幕府的財政。隨著新田開發幾乎已經達到最大限度，礦山枯竭、金銀產出量逐漸減少，進出口貿易的長期逆差，貴金屬持續外流，再加上元祿時期的物價普遍上漲、災荒頻繁等諸多不利因素，都使得幕府財政長期陷入危機當中。
為此，德川吉宗在改革中采取的基本方針便是“增入減出，開源節流”。
享保六年1721年）至享保七年1722年）間，連年災害導致歉收，不但國庫的收入降到了最低點，連旗本的俸祿都發不出了。為此德川幕府除了向齊國緊急借貸五十萬元，從朝鮮、呂宋、安南等地采買糧食外，還趁機發布“上米製”，即規定各藩上交的年貢為每一萬石中需交給幕府一百石。另外，大名們“參勤交代”的時間也被縮短一半，以此減少了大名們在江戶的開銷。
同時，幕府發布“儉約令”，要求幕臣們節省各類開支的。後來，儉約令的對象擴大到各藩國大名，甚至對個人的生活消費，如婚禮上用幾頂轎子這種事都進行了要求。不過，該儉約令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仍有不少藩國大名繼續維持著他們驕奢豪侈的生活。
更讓武士階層為之欣喜的是，德川吉宗還恢複了德川綱吉時代禁止的鷹狩，不僅加強了幕府軍隊訓練的強度，還仿齊國和北明模式，建立了一支全火器化的新軍，部隊規模超過六千人，極大提升了幕府的軍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