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分廠，也可能是一個東洋品牌。東洋資源匱乏，出口以勞動密集、資源消耗小的產品為主，如紡織品出口占到總出口超過30的比重。紡織品是東洋目前賴以發展的支柱型產業，不會歡迎一個外國品牌銷到東洋國內。
事實上，東洋對紡織品進口把關很嚴，除了部份本土沒有的原材料，二戰之後還沒有紡織品進口的先例。”
冼耀文走到一台階處，停下腳步，“東洋紡織企業的工人月收入大致在6500円至1.1萬円不等，差不多就是港幣102元至174元，與中華製衣的收入相當，比香港其他紡織企業好一點。
但東洋的物價要比香港高得多，橫向比較，東洋100港幣的收入隻能相當於香港的60港幣左右，精確點應該是58港幣。
這意味著什麼？”
“香港紡織品企業主要的競爭對手是東洋企業。”全旭說道。
“對。”冼耀文頷了頷首，“全麵的抗日戰爭結束了，我們紡織人的抗日戰爭才剛剛開始。香港的紡織企業主大多鼠目寸光，企業的生存發展隻建立在對低廉勞動力的壓榨上。
我雖然不去參加這協會那行會，但對他們的動向有所了解，提到我這個不合群、把工資抬高的假洋鬼子，他們哪個不恨得牙癢癢，幸虧我祖墳在內地，不然早被人刨了。”
全旭嗬嗬一笑。
“中華製衣建立伊始，我曾經有過一個算是高尚的想法，推高香港紡織工人的收入水平，但隨著時間深入，我發現這麼做隻會吃力不討好，我是個生意人，不是聖人，做事都會衡量得失，不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不是兼濟天下的料，我乾脆獨善其身，香港紡織企業不走品牌化的路，麵對外部競爭，隻能抓住最大也是唯一的價格優勢不放，四處打價格戰。
價格戰打到哪裡，就會砸掉哪裡一批紡織工人的飯碗，當下國際經濟格局是貿易自由化，價格戰小打小鬨沒什麼，大多數國家為了不破壞大環境，可以睜隻眼閉隻眼，想搞大，不可能，各種限製措施絕對會接踵而來，主要幾個國家，哪個又沒有製定反傾銷法？”
吸一口雪茄，冼耀文繼續說道：“發展模式決定規模上限，香港的土壤孕育不出大型紡織企業，或者可以這麼說，香港不會出現超大規模的生產型企業，在香港從事製造業沒有太大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往外發展的原因。
服裝不是原子彈，不存在太高的技術含量，根本做不到技術壟斷，在供求關係裡，永遠不可能成為賣方市場，開拓銷售市場要比抓生產重要得多。
一件衣服在貧困家庭的生命旅程是這樣的，先是父母穿幾年，穿破了，改小一點，給最大的子女穿，又穿上幾年，改一改，給小一點的子女穿，等到實在沒法改了，裁剪成條，給幺子女當尿片，爛的不能再爛了，當成抹布又能用幾年。
幾個幾年加起來就是十幾二十年，如果我們將銷售對象鎖定他們，喝西北風隻能排在隊尾喝人家喝過一遍哈出來的。”
在全旭的笑聲中，冼耀文吟道：“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身為紡織人，要懂得嫌貧愛富，二三十年前，山東有個開染坊的人，叫陳立亭，另辟蹊徑把染布業務發展到農村，在那時候叫智慧，現在不成了，就算把農村生意都做了，也掙不著幾個雞蛋。”
冼耀文指了指全旭的褲腳，“我記得每個月都有給你一筆置裝費，褲子起毛邊就不要穿了，我們是賣衣服的，艱苦樸素不能體現在衣服上，影響不好。”
全旭低頭看了一眼褲腳，解釋道：“今天早上褲腳被東西掛到，扯了好久才扯出來，扯破了。”
“在辦公室準備一兩套衣服，方便隨時更換。”
“好的。”
冼耀文再次搭上全旭的肩膀，帶著他往前走，“就我們來說，要抓住的客戶群是已經脫離了衣服用於遮羞保暖階段的人群，注重款型對自身形象的提升，一件衣服不會穿太久。
比如我，一件襯衣不會穿超過三次，袖口和領口出現褶皺就不會再穿。其實我更喜歡穿舊襯衣，更舒服自在，相信很多人都跟我差不多。
但，這是不行的，如果這種穿著方式流行起來，對我們相當不利，我們要抵製鄙視這種穿著方式，在報紙雜誌上多多宣揚我身上的這種穿著。
你以後的任務之一，就是和報社雜誌社建立良好的關係，我每年會給你一筆預算，用來給我們的品牌刊登隱藏式廣告。
所謂隱藏式廣告，就是不那麼直接的廣告，比如一篇名人報道，通篇都是關於名人的信息描述，隻在簡短的衣著打扮描述時帶上gooduck的品牌名，當然，文章需要配一張名人穿著gooduck的照片。
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榜樣偶像的引導作用是無窮的，大多數普通人的行為模式與猴子無異，既自卑又好模仿，對大部分事物並沒有鑒彆能力，也沒有思考能力，他們眼中的好與壞，多是有心人故意引導而成。
阿旭，你現在對商業的認知還很淺薄，多聽，多看，多想，多自問為什麼，三年之後，我希望你能反駁我，指出我這裡不對，那裡做錯了。
你跟我之間隻需利益保持一致，思想不用也不能保持一致，一個團體如果隻有一種聲音，離分崩離析也就不遠了。
我讓你來紐約，一是需要你做事，二是希望你抽出空閒時間攻讀大學課程。正如我方才所言，時代變了，低買高賣的玩法也在變，如何買低，如何賣高，都需要專業知識的支持。
我對你的期望很高，好好乾，不要令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