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會客區沙發上的丘德根心裡很是忐忑。
之前在工廠大門外的管中窺豹已經隱約窺探到工廠規模之大，等進入工廠內部一路走馬觀花，他更是切實地感受到冼耀文的不俗實力，這麼大的工廠，就他所知，上海也是寥寥無幾。
知道是跟一個多大的老板談生意，他心裡不由有點發虛。
想他前麵二十幾年一路走來，最輝煌的時候不過是賣掉一家小型印刷廠，租下了大都會影院做放映電影的生意，雖說經營了幾年賺了些錢，但來香港倉促，兜裡隻帶了數百元。
到了香港，一直過得甚是窘迫，錦秋懷孕也無錢去醫院分娩，隻能待在狹小逼仄的廉租房裡生產。
好不容易投靠友人有了一份放幻燈片的工作，還可以借著工作之便晚上出來跑片，但短短數月，不過攢了寥寥數百元積蓄，底氣不足啊。
丘德根心裡發虛，但又充滿了期待，若僅僅為了打廣告，冼先生根本沒必要把自己請到這裡來洽談，也沒有必要親自出麵談，隻需打發個手下出麵即可，大概冼先生一定想和自己談點彆的。
會是什麼呢？
誌存高遠卻身處微末，丘德根不想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
“1928年，‘schottnyc’為哈雷摩托設計了一款機車皮夾克，叫perfecto，這款皮夾克麵世二十年都沒有賣得太好，大部分隻用來當做買車時的贈品。
一直到大前年，美國摩托車協會在加州霍利斯特小鎮舉行吉普賽巡回摩托車集會，當天大概有500名非協會成員騎摩托車擁進了小鎮，在集會現場飲酒鬨事，以至於引起整個會場失控而發生騷亂。
騷亂過後，美國摩托車協會表態說，99的摩托車車手都是守法公民，隻有1是混亂始作俑者。
就是這1的所謂混亂始作俑者，在次年，也就是1948年，打造了有彆於摩托車協會文化的‘onepercenters’次文化，也可以稱為飛車黨組織，他們的成員主要騎乘巡航型摩托車，尤其是哈雷摩托車或其他美式摩托車，還有就是自由、忠誠和反社會的象征。
飛車黨不受摩托車協會的監管，他們被歸入到違規、不法組織，這幫人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法則。”
冼耀文兩人走到工廠大門前，紛紛把手裡的煙和雪茄滅掉，待穿過大門，冼耀文才接著說道：“其實飛車黨是什麼樣的人不重要，關鍵是這幫人都喜歡穿perfecto，一下子就把這款皮夾克銷量帶起來，加上這幫人一上街就是幾百人騎著摩托車，想不吸引眼球都不成。
那些摩托車廠商不可能發現不了這幫人身上蘊藏著的巨大廣告宣傳價值，他們一定會有所動作，比如推廣飛車黨文化。
說到推廣文化，最好的途徑是電影和音樂，我猜測好萊塢要不了多久或者乾脆已經在拍攝關於飛車黨的電影。
音樂方麵，美國那邊正在漸漸流行一種新的音樂形式‘搖滾’，這種音樂最早是黑人音樂，隻在黑人之間流傳，可以算是種族音樂，一開始根本沒有白人會聽這種音樂，因為這裡麵涉及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等問題。
西方那邊，從18世紀就出現了女權主義，19世紀中葉有了組織性的女權運動，但直到本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女權才得到重視。
理由非常簡單，各參戰國把大量的男丁輸送到戰場上去送死，許多原先隻提供給男性的工作崗位缺乏勞動力，不得不把女性填充進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如此，女性進入了軍工、機械行業，展現了女性也能勝任‘男性的工作’，並且社會依賴她們的貢獻，有貢獻自然就有發言權，有了發言權，女性的地位自然得到提高。
女權運動獲得成功，加上全世界都在刮獨立風、革命風，導致底層階級的反抗意識開始覺醒，大的方麵是底層階級翻身成為高層階級，開始掌控一國之政權，開展一段新的腐化曆程，小的方麵是一部分傳統的主流文化遭唾棄，底層社會要推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由於以美蘇為首的冷戰格局形成，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肯定會反映到大眾文化之中，電影、音樂的政治意味會變得很濃。
蘇聯的典型特點是權力與思想高度集中，有些東西由不得民眾發揮想象力和創造性，有一套標準模具在那裡擺著，普通民眾就按照模具的樣式進行加工，有棱角修掉，缺零件補上。
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角度來看，最適合用來攻擊蘇聯的點就是民主、自由。
反觀美國，從種族和民族上來講，它是一個多元化國家，各種族之間存在著由來已久的矛盾，特彆是黑人問題。
從南北戰爭結束，黑人曾名義上獲得解放宣言所賦予的平等權利，然而黑人因為窮困及教育程度較低，為求經濟上的生存，必須再度依靠白人雇用，特彆是當聯邦軍隊撤出南方，黑人頓時失去了聯邦法律的保護，地位又陷入類似南北戰爭前的狀況，南方白人支持的民主黨控製南方，實施不少種族隔離法律，黑人重新受到種族不平等待遇。
一直到現在美國的黑人還沒有擺脫種族隔離政策，對蘇聯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適合用來攻擊的點，不僅僅是輿論上可以用來攻擊美國，也可以對美國的黑人進行革命輸出，黑人一旦拉起隊伍鬨革命，對蘇聯會非常有利。
種族隔離政策和民主黨、共和黨都脫離不了關係，但和民主黨捆綁的更深，之前的羅斯福，現在的胡佛，兩任總統都是民主黨，共和黨不會願意看到下一屆總統還是民主黨，自然要對民主黨進行狙擊。
無論是出於國內的黨派鬥爭還是國家安全，黑人問題都會推向風口浪尖。
無論是飛車黨、女權、黑人反種族隔離、意識形態鬥爭，都在把一些個人思潮和價值觀推向個人主義、多元化、追求自由、質疑權威、反對體製、逃離社會等理念，人們會變得越來越追求自由與個性。
對我們而言，大眾文化就是商業文化，我們要把產品與大眾的價值觀互相通融，大眾在追求自由、個性，我們就在產品中注入這兩樣。”
冼耀文捏起自己的西服領子，“西服配襯衣打領帶，代表著傳統的精英文化，這種文化是精英階層曆經數百年的演變最終定格，而且是製服化，與製度化有很深的聯係，不管大眾文化再怎麼變化，它都會有一席之地。
就現在來說，穿襯衣還是一種身份的象征，穿襯衣要比穿汗衫體麵得多。
所以，我在創立中華製衣的時候，選中了綜合起來起步階段難度不太大，但生命力又比較旺盛的襯衣。
我們第一步的品牌影響力營銷告一段落之後，第二步的營銷方案就是把好運來襯衣同階層、身份進行捆綁，要給大眾製造出隻有在辦公室裡有一份體麵的工作，才有資格穿好運來襯衣。
反過來說，隻要買一件好運來襯衣穿在身上，立刻會變成體麵人。”
林醒良問道：“故意製造出門檻？”
“差不多這個意思，我們要給消費者輸出這樣一個觀念：買好運來的消費者都是體麵人，隻有體麵人才有資格買好運來。沒有這種觀念加持，收入不高的家庭哪裡會舍得花上十幾元買我們的好運來。”
林醒良猶豫一下，說道：“老板，我們的定價是不是偏高了，做一身旗袍不過隻需十三四塊，我建議推出定價低一點的款式。”
冼耀文淡淡一笑，“你說的是最普通的旗袍，那些好的、真絲的旗袍，一件還不是要幾十元上百元，我們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麵向所有人，價格不能降，隻能一步步往上漲，要是誰都能輕鬆買得起好運來，品牌也就完了。”
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又指了指車間樓，“一旦沒了品牌加成，我們憑什麼跟其他製衣廠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