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了官吏的職責，也就限定了負責的範圍。韋端表示官吏的主要職責是『上傳下達』，並且將易經扯出來作為大旗招搖一番，就好像是表示上古就認同的，表麵上聽起來確實是沒有什麼問題……
隻不過官吏的職責，僅僅是限於『上傳下達』麼？
嗬嗬。
如果一個官吏所有的作用，僅僅是作為一個喇叭筒，或者說是一個傳聲器，那麼不如直接買個喇叭接到田間地頭，有事便是喂喂兩聲，不就得了？還要那麼多吃乾飯的官吏乾什麼？在文件上標注一下這個抄送哪裡，那個抄送哪裡麼？這事情郵遞員都能做，要這些專門負責『上傳下達』的官吏做什麼？
韋端第二段的意思粗聽起來，像是自我謙虛，表示自己能力有限，但是實際上是說他的事務很繁重，對於裴垣這個事情是『心有力而所不逮』……
韋端的事情多麼，確實也多。所有的律法，似乎都出自於參律院，大大小小，各項律法條款項目，若是要細細推敲，慢慢斟酌，怕是幾十年都未必能做得完。
但是，既然幾十年都未必做得完，那麼多一天少一天，似乎也不是那麼的重要，也沒有說沒日沒夜都要盯在律法條例的每個字上，至少在這幾天，韋端就不算是多麼忙碌，之所以說他很忙，隻不過是害怕承擔責任而已。
最後韋端的總結，就更加的有意思了……
表麵上聽起來像是對於裴垣的譴責和唾棄，實際上將這種行為歸之為有違『人情』，然後又害怕斐潛覺得不爽，便是將裴垣比作開方，表示像裴垣這樣的『奸妄小人』，就算是曹操那邊接受了，最後也會像是開方害死了齊桓公一樣，最終也會沒有什麼好果子吃。
對於韋端的這些話裡話外的意思，斐潛並沒有立刻進行點評，而是轉頭看向了司馬懿，問道：『仲達之見何如？』
司馬懿微微頷首，『蓋天下之事，必有其因，理方有固。見月暈則多風，見石潤則多雨，此乃因事而推論，由不變而論萬變是也。如今裴氏子有其果，或可追之，以明其罪……然以臣之陋見，不若查其因，而杜亡羊也。』
『當今之人，多有以假名而賈於世者。口雖通孔老之言，心未履夷齊之行，糾集好名之輩，彙於一處，言必不得誌，論必不得用，私結朋黨，以為顏孟。然欲行之事，或言太過，或言太重，或言當他人之責，指使旁人口涎橫飛，親力為之哀哀而鳴。』
『故有蓋世之名，亦不可知其德。為官吏者，德能並重，有能無德者，雖一時之用，必患於天下也，有德無能者，猶舉而用之，無濟於事也。今以試取之能，然何以取之德？孝悌親彆離，茂才不知書，便為今之礙也。』
『裴氏子垣之事，當借此事，核查德能二者而問也。事是否完其職，德是否儘君恩，若皆無礙，當自去之，若有其缺，當直言之，勿使餘者引為例也！』
司馬懿的言論麼，聽起來似乎就比韋端的要好一些。
或者說比韋端的說辭要更進一步。
大概是因為司馬懿並非是裴垣的直屬上司的原因，所以談起這樣的事情來，也不會有什麼畏縮和避諱。
那麼司馬懿所言，是否就是完全站在斐潛的立場上的呢？
很顯然，並不是。
畢竟司馬懿的屁股下麵的位置和斐潛不一樣，因此拋開了司馬懿表麵上的那些東西之後，所暴露出來的東西，也是可圈可點。
韋端是長安坐地戶，年紀又長，當上了參律院院正之職位，旁人都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但是司馬懿和韋端不一樣。司馬懿年輕，至少比很多自詡為『飽學之士』的人都要年輕，而在很多時候，年輕就是罪過。
斐潛讓司馬懿出任大理寺卿，雖然說在斐潛之下，並沒有所謂的『三公九卿』之說，也不會有這樣的等級，但是這個位置若是按照大漢之前的慣例認知，也幾乎等同於九卿，並且司馬氏也不是關中姓氏，在大漢當下也並不是什麼顯著世家。
溫縣司馬真要出名是等到曆史上司馬懿一家子都當官了之後。
當下一個司馬徽，一個水鏡先生的名頭，並不足以支撐其職位，司馬懿目前所承受的非議自然不小，麵前笑嗬嗬，背後戳背影的事情肯定遇到了不少。
所以司馬懿的建議，簡單就是，查！
不僅是要查裴垣的，還要查其他官吏的！
而且斐潛覺得，司馬懿這樣的一個建議，甚至還有更為深層的意思，隻不過斐潛當下還沒有能夠完全想得出來。
相比較之下，這韋端比起司馬懿來說，年歲雖長，但是這多吃的那些鹽不怎麼頂事啊！
嗬嗬……
斐潛微微而笑。
所以說啊，官吏靠所謂的什麼品德來規範其行為，根本就是癡人說夢。斐潛之前所說的那些『禮』，不落到實處，便都是虛的。
仁義禮智信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義、禮』，孟子延伸為『仁、義、禮、智』，董仲舒擴充為『仁、義、禮、智、信』，表示這五項是所有儒家學子，學習經文的士族弟子的最基礎的日常行為標準，表示『無常』是儒家提倡做人的起碼道德準則。
但是很可惜，這個所謂的『最基礎』，『最起碼』的道德準則啊……
儒家子弟，學習經文的這些人，口口聲聲將『五常』封為座右銘，作為人生格言的學子成為了官吏之後，往往跟隨著不是腦袋走，而是跟著屁股動。
這種問題若是成為了『常態』，甚至是連統治階級都認可的『常態』，那就有意思了。
誰都知道，人的腦袋不能長在屁股上，可是當這些由屁股決定腦袋的，這些把持著朝堂喉舌的，平日裡麵道貌岸然的，實際上跟著屁股跑的官吏，其所做所為，常常會令人扼腕而歎……
斐潛覺得，如果說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在沒有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訴諸利益是勝過訴諸道德的。
但是有時候，講利益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宋朝是最為典型的『與士大夫共天下』，就連皇帝都親口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皇族是真的分享利益給官員士大夫階層，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宋代的士大夫階層維護宋朝統治，其實就是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姑且暫時不論這樣的宋代政治製度究竟好不好，但是當宋代滅亡的時候，並非所有人都對於這種『共同利益』表示認可，在對於對宋理宗、宋度宗兩朝的328名進士在入元後的去向做了統計，自宋蒙戰爭爆發以後殉節者有71人，占21.65；入元隱遁不仕者174人，占53.05；歸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占25.3。
說明即便是整天宣講，也確實做到了利益共同體，實際上的效果依舊是一般，願意站出來抵抗的宋代士大夫，其實也沒有超過四分之一，甚至大多數的人是選擇高高掛起，表示於某無關。
到了明朝的時候，更加糟糕。
明朝則是儘量把權利收歸皇族藩王，對於官吏的要求，一開始就拔得很高，對於貪官的懲罰製度也非常的嚴厲，並且朝堂上下都推崇道德，尤其是官吏的品德，要求官員們在俸祿很低的情況下要克己奉公，甘於貧苦。
但是效果呢？
想一想都知道，明代這樣的要求，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怎麼可能做得到？
不適當的把道德標準定在大多數人達不到的水平上，隻能導致偽君子遍地，反而會降低實際的道德水平。
一個社會如果宣揚的是利他主義，實行的也是利他主義，那是最好的社會。
當整個社會都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大胡子所推崇的終極社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這種社會也是人類追求的高級模式。
當道德水準還不夠，那麼如果宣揚的是利己主義，實行的也是利己主義，誰都知道社會上都是利己主義者，所以必須建立完備的製約機製來實現社會合作，建立嚴格的權力製衡和監控機製完備，隨時防備，把所有人都當做最惡的家夥來防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的社會，隻要律法維護得好，運作起來其實也不會太差。
最麻煩的社會模式，是宣揚的是利他主義，而實行的是利己主義，這樣導致整個社會到處是精致的利己主義的偽君子，尤其是在官吏層麵上，就更加的麻煩。社會的監控和製衡機製還沒建立好，道德掛在嘴邊，良心隻在表麵，結果就是如李贄所說『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明代的官吏大體上就是這一種。
不是說宋代的官吏就比明代的官吏好，也不是說明代的官吏就都是垃圾，而是整體來看，偽君子和真小人這兩種類型，大多數人可能都願意接受真小人，而厭惡偽君子。
那麼對於現在的斐潛來說，在麵對著裴垣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是應該聽誰的？後續應該怎麼做？
關鍵是斐潛需要指向哪一個方向？
是君子？
還是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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