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東漢和西漢在西域這一件事情上的差距，尤其是上層統治階級的差距，因為屁股的不同，東漢沒有像是西漢那樣，對於外界的敵人有多麼的重視，而是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鞏固內部統治和恢複經濟上。
這其實也沒有錯，但是從後來東漢重新開通西域的軍事行動上來說，在光武帝作為東漢第一代的皇帝的這種『謹慎對外』的態度，或許就注定了東漢在西域這個問題上，無法達到了和西漢比肩的高度。
東漢第一次試圖重新開通西域，其實很簡單，就是耿秉、竇固兩個人帶了大概一萬四千人就打下來了。而且竇固這個人麼，更多是來鍍金的，所以打到了車師之後，就算是完成了任務，根本就沒想過要繼續往西域深處進軍，然後趕快設立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自我標榜說完成了西域的收複，大大方方的在青史上寫了『西域自絕六十載，乃複通焉。』
相當於出動一萬四千人，打了一個距離大漢最近的車師小朋友，便是急著立旗，留下了兩個紅棍看堂口，結果第二年耿秉、竇固前腳剛走，西域其他邦國後腳反撲就來了，旋即再次斷絕。
聲勢浩大，結果開通一年。
至於後麵的二絕二通，三絕三通，嚴格算起來都不是東漢朝廷的功勞了。因為在當時，東漢朝廷直接放棄了對於西域的管轄，先是撤銷戊己校尉，第二年又下詔撤回了所有西域的駐軍。在這些駐軍當中，就有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班超。
班超在朝廷的撤軍名單之中，但是在撤軍的半道上，班超認真分析了西域的形勢，認為可應采取『以夷製夷』的策略，於是留在了西域，一方麵請求朝廷支持自己的建議經營西域，另一方麵遣軍擊破反叛的莎車和疏勒。
然後朝廷給了班超多少兵馬呢？
八百兵。
所以也應該稱呼一聲『班八百』。
至於其他兵卒麼，或許有，但是很可能沒有。因為如果還有其他的支援兵卒的話，也不會在青史上可憐兮兮的就寫了個『八百』了。然後東漢就幾乎將班超丟在西域不管了，直至班超在西域打敗了大月氏，才讓東漢朝廷嚇了一跳。
因為當時大月氏是統帥了七萬人馬要打西域，結果被班超打敗了！在這種形式下，東漢連忙封班超為西域都護，封徐乾為西域長史……
然後過不久，就下令調班超回國。
結果自然是班超一走，西域又亂了，後來西羌叛亂，連帶著西域也就自然而然的又斷絕了。
等到第三次，是班超兒子班勇站出來。西域邦國一聽是辣個男人的兒子來了，又是乾脆利落的展現了武力，於是西域邦國又是連忙投降了……
但是東漢最後怎麼回報班勇的呢？
因為在攻打元孟的時候，班勇和敦煌太守張朗兵分兩路，約定好是在元孟城下彙合，但是張朗搶功先一步攻下了元孟，結果就說班勇失期，下獄，免官，後來班勇就老死於家中。
為什麼呢？
按照道理來說，元孟已經打下來了，既然目標已經完成，不就行了麼？
不行。
因為當時班勇已經可以在西域調集三萬餘兵馬了。
班勇死後，後來西羌又亂，到了漢靈帝時期，基本上也就是再次斷絕，直至斐潛派遣呂布在此開通西域……
『西域之弊，其一乃向漢者多亡，逆漢者得免，此消彼長之下，便是越發乖張偏執，難有馴服。』斐潛就之前三絕三通之事進行了大概的總結，『又多懼於外，苛於內，西域豈有不失乎？便如烏孫，原有和親，多結善盟，然輕易舍棄，背信忘諾，幾番烏孫求援，置之不理，猶如惘聞，至今烏孫遊離於外，反親貴霜，不可不引以為戒是也。』
當然這也不完全是東漢皇帝的鍋。
因為在東漢之後，土地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貧富差距和階級壟斷並沒有得到多少改善，即便是在短暫的恢複經濟之後，又陷入了階級內部的相互爭鬥，使得朝廷上下根本無暇他顧，對於西域的政策比較消極和保守，經常出現搖擺，導致中央王朝在西域的權柄威信不斷下降，烏孫也就和大漢漸行漸遠。
類似於烏孫這樣，一開始傾向於大漢的西域人，在幾次反複拉鋸當中，大多數都死了，或是跟著大漢死在了收複開通的過程之中，或是死在了斷絕之後西域本土的清剿之內，而那些對於大漢抱有惡意的，卻能在大漢恢複開通西域的時候，得到一定的赦免。
簡單來說，西域的好人死得多了，剩下的……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斐潛知道，烏孫是天山北麵通往中亞的另外一條重要通道，如果說打通了烏孫，那麼就有機會沿著尹犁河抵達巴爾喀什湖，然後將巴爾喀什湖作為跳板，瞄向更遠的地方……
當然，這是斐潛的一個設想，至於將來能不能走到那一步，就不得而知了。
『西域之弊其二，職權不當，名實不符。』斐潛繼續說道，『西域之內，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將兵長史、驍騎都尉等職，權柄不知其大小，兵卒不知其多少，轄域不知其遠近，今日頒之，明日撤之，有漢四百年來，竟無一人以定製！西域之大，豈不如交趾乎？可悲乎，可歎乎？』
大漢對於交趾，還正兒八經的劃分出了幾個郡縣，而西域從始至終，都是敷衍了事。即便是在西漢七十年的相對穩定期間之中，也沒有對於西域進行郡縣劃分和治理。
交趾的漢人多麼？其實也不多。交趾就沒有其餘邦國麼，也同樣有很多占人部落，甚至是占人國。可是對於交趾，漢代的態度很堅決，就算是九真日南都失去了，依舊還有個交州刺史，可是西域呢？
於是在西域之中，就非常尷尬的體現出一種西域都護府的統治行政實踐的既成事實，和其法理約束的依據之間差彆太大而導致出來的極度不和諧。
如果說是大漢因為和匈奴反複拉鋸，導致不好在西域設立穩定的機構，表麵上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實際上並不是如此。在匈奴統治西域的時代，由於匈奴自身部落聯盟式的初級國家形態所限，它對於西域城郭諸國的控製僅僅是通過由日逐王派遣一名僮仆都尉來管轄的。這個僮仆都尉可能擁有一定的簡單的屬官和下轄兵馬，具體如何不是很清楚，但是有記載說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也就是可以明確這個機構是遊動的，不是定點。
從匈奴的社會結構，生產關係，生活方式等等來看，注定了這個僮仆都尉，隻能是類似於遊牧性質，不可能深入西域腹地長期屯駐，也就不可能對於西域之地有比較深刻的持續影響。
這一點，從後世對於西域的遺跡挖掘可以證明。
在西域大部分考古發現的在大漢時期這個階段官署和屯墾機構，基本都是華夏的印跡，而屬於匈奴的幾乎沒有。李廣利伐大宛後，『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斐潛說到此處，便是歎息有聲。
斐潛他真是覺得非常的可惜。
這些早期的大漢殖民據點，竟然曆經了四百年，都沒有能形成有效的律法慣例……
若是大漢早期能將殖民製度定下來，何必等到後世日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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