闞澤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先叫來了管檔案的老從事，將情報的備檔，然後才拿著情報急急往尚書台而去。當然，備檔的意思並不是說這一份情報要給老從事抄撰一遍，而是將這情報的一些基礎信息，比如從什麼地方來的，經手人是誰等等記錄一下而已，至於情報的主體內容是什麼，一般情況下是不記錄的，而是要等到情報過時了之後才登記其中的內容。
因為闞澤現在還是掛靠在尚書台之下，所以他先找到了荀攸。
荀攸這段時間也非常的忙，雖然說尚書台內的吏員也是最多的，但是尚書台內的事情也同樣是最多的，這還是在斐潛給與了各地區比較高的自治的權限的情況下，都有這麼多的事件行文需要處理。畢竟當下還是大漢，中央集權的程度還不是很高。
若像是後世封建王朝那麼高度的中央集權，地方上大事小事都要上報請示，中央朝廷每天要處理的事項就可想而知了。而在這麼多事情的情況下，皇帝一個人絕對無法批閱那麼多的奏折，也就自然催生出內閣這個機構，進而有了執政大臣。
好的執政大臣，確實能減輕皇帝的負擔，但是不好的執政大臣麼……
任何政策其實都像是寶劍，兩麵開刃，若一不小心見血了，能全數都怪到劍的身上麼？
荀攸看了闞澤帶來的情報，微微歎了口氣，然後對著闞澤說了一聲稍駐，便是加快了自己批閱處理行文的速度，然後趕在下一批的行文送來之前，起身跟闞澤一同前往驃騎府節堂。
在封建王朝之中，很多時候官吏乾活都是憑良心的。
這不僅僅是在中央朝堂，在地方上也同樣如此。
因為很難有一個固定的指標。
即便是如今斐潛提出了官吏的績效考核的構思，但是如何落到實處，以及怎樣才能明確的引導地方官吏走向，以及更為基層的行為守則並且讓每個官吏都去遵守，荀攸做不到，斐潛也做不到，甚至到了千年之後，也依舊很難做到。
荀攸和闞澤到了節堂的時候，節堂之內，不僅是斐潛在，斐蓁也在。
有句話叫做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但是還有同樣的話，叫做富人的孩子早管錢，官宦的孩子早當官。
斐蓁見荀攸和闞澤來了，便是下意識的站起身，先向荀攸和闞澤行禮，然後就退往內堂。
荀攸和闞澤還了半禮，便是在斐潛的示意之下，坐了下來。
斐潛看了看荀攸和闞澤，便是問道：『可有何事？』
當然，斐潛問的是一句廢話，要是沒事，荀攸和闞澤也不會一同前來，但斐潛還是要說這麼一句，就像是大多數的時候說的場麵話。
荀攸對著闞澤點了點頭。
闞澤從懷裡掏出了情報，遞送到了斐潛的桌案之前，『此乃有聞司西域處發來見聞錄……』
斐潛沉默了一下，目光停留在那封情報上麵，動作略有一些遲疑，但是也很快的拿了起來，看了一遍，然後輕輕的放了下來。『此事，二位可有何見？』
荀攸微微側頭，示意闞澤先說。
這倒不是荀攸推脫，而是這個事情是闞澤發現並且上報的，自然就是需要闞澤先說一說。
『啟稟主公，這西域之中，吏治已敗，法不遵循，律不責守，雖說暫未民亂，不過怨藏於下，觀之如平，稍有攪動，便是憤湧而出也！』闞澤倒也不含糊，侃侃而言，『此事不可不察，當問西域主事！當擇能吏而改之！西域都護，亦為漢土，當行漢律，宜用隴右之法，行於西域之中！』
闞澤所言，直指要害。
他認為西域的官吏考核製度出現了重大的問題，以至於官吏之間貪腐成風，這件事情不僅僅是關係到了日常的行政效率，更是有可能會影響到西域的民心向背，對大漢未來西域的發展來說，也到了必須要進行治理的時候。
荀攸在一旁接口道，『韓非子有雲，「明主治吏不治民。」西域吏亂，其主有責。』
荀攸的話同樣也很直接，不僅是指出了呂布的問題，而且也表示了這是斐潛的問題，畢竟斐潛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呂布的『其主』。
直言好聽麼？直言大多數都不好聽的，但不管是荀攸還是闞澤，都清楚他們直接這麼說，斐潛不會因臣子直言而生氣，所以他們才敢直說。
斐潛捏著胡須，有些苦笑。
他知道西域會出問題，但是他也沒想到會這麼早就出問題。呂奉先，難道我送給你的左傳，你都沒有看麼？再怎麼也要看個開頭罷？要知道左傳開頭就是『鄭伯克段』啊！
『昔日李文優仍在之時，以西涼舊法定西域之律……』斐潛歎了一口氣，緩緩的說道，『西域之道，乃文優之遺願……』
李儒當年作為大漢朝廷實際事務的掌權者，也是有設想過要怎樣架設出一個他認為合適的政治製度，吏員法規，西域就是在李儒無法在大漢境內施行他的想法之後，到了西域之中，結合了斐潛給與的新思路重新規劃出來的新的嘗試。
在李儒的觀念之中，也是西域律法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任用胡人，不管是胡人雇傭軍團也好，還是西域地方邦國委任也罷，對於胡人的態度，遠遠比大漢中原要寬泛得很多。這是西涼生活帶給李儒的影響，也是李儒給與西域的影響。
大漢早期對於胡人的排斥，以及對於居住在邊境的漢人的歧視，在李儒成長和學習過程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所以李儒在他獲得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之時，就在不斷的尋找其中的道路，他規勸董卓收納胡兵，甚至是呂布，他希望建立一個更加包容，更加和睦的胡漢交融的大漢王朝，甚至到了生命的晚期，也在試圖在西域實現他年輕時候的理想，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斐潛之所以敬重李儒，並非完全是因為李儒對於斐潛有恩，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斐潛在李儒身上看到了勇於去改革，去嘗試，去突破，去改變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山東士族身上很少，也或許就是這種精神，使得李儒和山東士族那種陳腐守舊格格不入。
時代會變化，大漢需要創新。一個王朝要是階級嚴密封鎖，上下不能流通，那麼也就意味著走到了末路。
『吏治之事，乃國之重。』斐潛微微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上古舜典就有三載考績之語，三考而後，黜陟幽明，庶績鹹熙。故西域之亂法，乃吏治之所故，當行吏治考核。以聽之六計，審之八法。』
斐潛所言的『六計』，是指『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辯』六個方麵，而『八法』，則是對行政機構部門的考核，主要考察各部門間隸屬關係是否清晰、是否嚴守部門職責範圍、部門間的聯絡溝通是否遵守相關規定、部門常規事務處理是否得當、各部門是否按章辦事等等……
這『六計』和『八法』並非是斐潛之所創，而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有了，據說是周王所創，當然，這個周王所創和大多數的周王所創一樣，可能略有出入，但是至少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律法規。
甚至在秦國，還專門頒布了像是員工手冊，公務猿守則之類的官吏行為規範，稱之為《為吏之道》。其中規定，吏有『五善』，即『中信敬上、精廉毋謗、舉事審當、喜為善行、龔敬多讓』，若是『五者畢至，必有大賞』；也有『五失』，即『誇以迣、貴以大、擅裚割、上弗智害、賤士而貴貨貝』。
同時還苦口婆心的一再對吏員進行強調，『戒之戒之，材不可歸；謹之謹之，謀不可遺；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賞』！當看到這些規章製度的時候，讓斐潛感覺甚至是華夏當時領跑了整個世界！
在那麼早的年代，華夏就已經有了對於吏治的思考，甚至已經提出了相關的規定，製定出了相關的律法，隻不過……
『西域弊之，自當治之……』斐潛肯定的說道，『不過，二位，大漢之初，有藩之亂，今有西域，亦有亂生。這镵血脈，投毒藥，副肌膚，治病所不能，亦當為良醫，可終究不如未有形而除之是也。善戰者，當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西域之屬，便是戰場，若以二位為將，又是何以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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