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鄉、大隊，這就是一個簡單的基層三級管理架構。
在滿清治下，縣官便是最基層的官員。
再往下也有裡長、保長這些基層管理人員。
但是縣裡麵對這些裡長並不實行直接管理。
裡長、保長通常都是由當地的士紳大戶兼任。這些人承包了地方上的稅收。
大戶掌握了收稅的權力，天然會將這些稅從自己的頭上轉嫁給百姓，這就是導致一個結果，那就是增加了百姓的負擔。
然後這些人再通過向無地的百姓發放高利貸，以達到兼並他們土地的目的，最終讓這些自耕農破產。
而華族的製度彌補了一些漏洞。
鄉鎮公所的官員也是華族的正式官員。他們對各個生產大隊有直接的管理權力。
他們通過委任生產隊長，將這種權力延伸下去。
另外華族恢複實物稅收，農民隻要等收獲之後，從收獲的糧食中取出一定的比例上交到鎮公所的糧倉中便可以了。
華族官府在每個鄉鎮公所建立糧倉，管理稅糧和地方上的救災糧食。
這也讓農村地區增強了抗災害的能力。
曾國藩還發現了一點。那就是華族的正式官員資格放低了下限。
通俗來說就是擴大了編製的範圍。
鄉鎮公所的官員成為了最低級彆的官員，要是在滿清時期，這些位置頂多是由普通的吏員擔任。
而吏員是沒有什麼上升空間的。
華族的官僚體係給了這些人上升的空間。因此同樣的人，他們所掌握的知識沒有任何的改變。
但是這些人做事效率和行為作風卻有了極大的改善。
在任何時代，中下層的人失去上升空間都會產生災難後果。
黃巢、洪秀全都是落第的秀才。他們肯定是有真才實學的，要是能夠通過正常渠道成為國家的精英階層。
那麼黃巢可能會幫沒落的大唐解決掉藩鎮割據的問題。洪秀全也許會幫滿清開啟洋務運動。
正是因為這些人無法走上正常上升的渠道，他們才會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打破既有的權力體係。
在俘虜營，曾國藩在理論上認識了華族。在老家的這段時間，他又從實踐方麵，深入了解了華族的基層管理模式。
通過直接管理，讓普通百姓免遭過多的不必要的盤剝。資源能夠更多的集中到國家的手中。
以前的百姓受到的剝削非常重，但是最後真正到國家手中的才有多少呢？
曆朝曆代都存在這樣的問題。想想當年的大明，偌大的國家，一個富裕到南方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國家，一年的貨幣稅收僅僅是幾百萬兩白銀。
還不如一個海商一年的流水。
就在曾國藩在家中閒來無事研究華族基層管理架構的時候。
上麵來人了。
來的人是他的曾經的幕僚李元度。
李元度三十幾歲，儀表堂堂，做人正派，喜歡研究學問，身上有很濃的書卷氣。
他與汪士鐸不同。在政治上，李元度主張輕徭薄賦，治理貪腐，與民生息。
他認為隻要百姓生活安定富裕了，國家自然會強大，也不會再出現匪亂。
他認為混亂的源泉在於官府的壓迫與剝削。
而汪士鐸則認為百姓是混亂之源，隻要減少人口便可以讓國家恢複安定。
汪士鐸這樣的人，華族也不敢用，因此在俘虜曾國藩之後就將其給放了。
這些人也就隻會動動嘴皮子，還沒有到犯罪的程度。
更何況，學術上有一些這樣極端特彆的聲音，也不一定是件壞事情。
李元度則進入了華族的政府部門。他本就是湖南人。不過被安排到湘西沅州府做行政公署的副總長。
這次他是接受湖南行政總署的臨時指派來陪同曾國藩北上。
曾國藩實在想不到，自己這個時候被叫進京乾什麼。
他知道華族占領了京城，也早就預想到了這一天。
至於胡林翼，他早就已經是華族的人，也一直在等著去見董良。
左季高就不止一次讓他趕緊去找元首拜碼頭。
幾人一到京城就被安排進了原本的鴻臚寺。
這相當於滿清的國賓館了。現在是華族的北平招待所。
到了北平招待所，幾人才見到對方。
李鴻章本來就在京城，曾國藩是他的老師。
當年李鴻章科舉不利，他的父親將其推薦給自己的好友曾國藩。
李鴻章便跟隨在曾國藩的身邊學習，還曾經在湘軍做了一段時間的幕僚。
李鴻章一看麵前的全都是前輩，至少也是封疆大吏，一時間有些尷尬。
人家都是曾經的封疆大吏，被召集過來也就算了，自己算個嘛呀？
幾人甚至不敢坐在一起談這個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犯忌諱的。
好在這樣戰戰兢兢的時間不長，人到齊之後，他們就被安排進了恭王府。
曾國藩、胡林翼和李鴻章都來過恭王府，這是整個京城最大的一座府邸。
和珅和慶親王都曾住在這裡。鹹豐繼位之後，也許是出於對弟弟的愧疚，將這座府邸賞賜給了恭親王。
曾經這裡也是京城貴人們趨之若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