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族一開始為了迅速地團結百姓，實行了相對寬鬆的稅收製度。
在農村地區，改一條鞭法為實物稅收。士改後的農村以生產大隊為繳稅的基本單位。
每年的夏收或者秋收之後，各個生產大隊會組織隊員，按照收獲的比例到附近的集鎮上交公糧。
這樣減少了糧商中間賺差價的環節。
雖然稅收降低了，但是華族官府收到的糧食卻增加了。
不過這也會出現一個問題，百姓手中的貨幣數量會增加，相應的，官府手中掌握的貨幣便會減少。
從宋朝開始，官府便試圖將實物稅收改為貨幣稅收。
因為那個時候是以銀銅作為貨幣。官府手中掌握的重金屬太少，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要是全都用實物發放俸祿，效率太低，損耗太大。
華族卻可以解決貨幣的問題，因為華族已經成功過渡到了紙幣階段。
這可不是大明寶鈔那種沒有本位金的紙幣。
而是以大量的黃金白銀為本幣，從而發行的紙幣。
當然了，因為華族本士還沒有統一，在新控製區，華族依然在將金屬貨幣和紙幣混合使用。
先要給百姓建立起對紙幣的信心才行。
而華族手中的金銀則是通過對外貿易、開采以及曆朝曆代都采用的抄家方式獲得。
華族沒有野蠻地抄沒所有士紳的家產。而是采用了審判的方式，將那些有罪的士紳還有那些滿清的貪官汙吏繩之以法。
這些人的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貨幣。
就像太平軍在湖北巡撫的府中抄沒的白銀就有五百多萬兩之多。
華族一路從東番島殺到福建，又殺到兩廣，僅僅是在滿城之中繳獲的白銀就有幾乾萬兩之多。
他們剛剛又從太平軍手中截獲了他們搜刮的五乾多萬兩黃金白銀。
現在其手中的黃金白銀儲備已經達到了幾億兩。
另外華族官府還直接參與到對外貿易中，商部每年通過外貿途徑就可以為華族賺取巨額財富。
這就是華族在農村實行實物稅收的底氣。
除此之外，華族第二大的稅收是關稅。
華族的關稅製度比之滿清時期要完善許多。而且采用了進出口浮動稅製。這樣能夠通過稅收來調節進出口商品的數量。
比如，對洋人從華族進口的茶葉、絲綢等商品，他們沒有替代的進口來源。
華族便課以重稅。這些東西貴一點，便宜一點，這些洋人都會消費。
能夠消費得起的人便不會在意這一點價錢。
滿清到了後期才意識到關稅的重要性，但是那個時候滿清的關稅早就已經掌控到洋人的手中。
但是華族不需要赫德，他們自己就可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關稅體係。
這並不是什麼太複雜的事情，董良不是很懂，但是華族內部有很多能人，他們湊在一起，再參照洋人現有的關稅製度，很容易就將華族海關給搞了出來。
現在的華族海關還屬於戶部。不過海關有自己的緝私警察，就跟郵驛局底下的巡警隊一般。
華族的警察隊伍不是單一製的。
一開始的時候，華族以地方守備隊充當治安警察的角色。
後來控製兩廣之後，地盤變大，董良將這些負責治安的守備隊單列出來，在各地成立警察廳。
各地的審判工作原本由裁判所負責，為了工作方便，董良又同意法部在各個裁判所設立司法警察。
還有各地的監獄和改造農場，那裡的守衛同樣改為司法警察，由法部統一管理。
刑事案件由各地的警察廳負責偵查，起訴由警察廳聘請獨立檢察官，審判則由裁判所負責。
而各地的警察廳由警部負責。
法部與警部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分工製衡。
再繼續說稅收的問題。關稅拿下華族稅收中的第二把交椅。
第三大的才輪到商稅。
按道理，商稅的規模應該不小，畢竟華族占領的都是南方商業發達的地區。
但是華族實行的是鼓勵工商的政策。因此當前商稅的稅額並不高。
而且華族廢除了滿清的各地設立的厘卡。商業活動更加的通暢，商人經商的成本大大降低。
董良的目的是讓商業活動先繁榮起來，這樣能夠增加需求，促進地方上工業化的進展。
反過來，工業化發展了之後，地方上建立的工廠多了，商品必然增多，那麼商品流通必然更加頻繁。
等到商業發展到一定的程度，董良再在商稅上動手，那時候華族的稅收情況便會大為改善。
在聽到周藤虎說到這個巨額的預算的時候。他確實有一瞬間動了增加商稅的念頭。
但是隨即卻又覺得這樣操之過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