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良的敘述下，一個龐大帝國崛起的過程鮮活地展現在大家的麵前。
“我說過，我們華族是有大氣運的。”
董良繼續說道：“原本我們與英美交惡，與西班牙開戰，這幾年都要窩在南邊隨時迎接列強的報複。”
“但是突如其來的克裡米亞戰爭，為我們華族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個人的發展需要機遇，一個民族與國家的發展，同樣需要機遇。抓住了機遇，國家和民族可能騰飛，錯過了機遇，那就隻能被人家踩在腳底下。這個世界終究是還是一個弱肉強食的黑暗叢林。”
董良決定今天好好給手下上一課。
國家機遇這個東西真的很重要，他還記得在另外一個時空，華夏正是抓住了一次次機遇，才能夠在近代沉淪百年的情況下逆勢崛起。
一戰、二戰，華夏都站隊成功，朝鮮戰爭、對印、對越反擊戰，改革開放……
每一次華夏都抓住了機遇，才能夠成就後世的成功。
原來董良覺得利用克裡米亞，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的窗口期，完成驅除韃虜的大業就可以了。
後來他想想，還是不夠。
僅僅是這樣，依然沒有將這次機遇利益最大化。
進攻遠東與彆的地方不一樣，不需要太多的兵力。
因為沙俄也僅僅是在這兩年才將勢力延伸的到這裡。
這就控製了戰爭的成本。
而且這裡的夏季短暫，漫長的冬季就連行軍都非常困難，更不要說打仗了。
所以說在當地立足才是最重要的。
假如現在攻下遠東地區，沙俄因為克裡米亞戰爭根本就沒有能力派遣足夠的援軍過來反擊。
這樣華族就能夠安心在這裡發展兩年，修建堡壘、城池，開辦農場，囤積物資。
到時候沙俄遠道而來，而華族在這裡有城池，有物資，那麼還會害怕沙俄嗎？他們打不下這裡，到了冬天還是要退走。
要是再過幾年會怎麼樣呢？
那時候的沙俄剛剛結束克裡米亞戰爭。戰敗的陰雲彌漫在國內。
這個時候華族再去挑釁沙俄，他們一定會加倍報複。
通過對華族的仇恨來轉移國內百姓的注意力。
沙俄的國內矛盾已經相當嚴重。19世紀的沙俄，跟它那個時代名聲在外的一批思想家、文學家一樣，在性格上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矛盾綜合體——一方麵，作為撲滅法國大革命野火的“歐洲憲兵”，沙俄非常反動而落後。
但另一方麵，正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擔當“歐洲憲兵”的過程中，沙俄貴族們開始認識到了其國家自身的體製有多麼陳腐、農奴製有多麼惡劣而不人道、沙皇的君主專製又是怎樣一種在歐洲各國中獨一份的奇葩存在。
這種覺醒最終導致了1825年沙俄皇權交接過程中的“12月黨人起義”，進步貴族們公開率軍反叛，要求沙皇進行君主立憲改革、擴大議會權利、甚至廢除農奴製。
雖然這場起義被尼古拉一世嚴厲鎮壓了，但給這位沙皇留下了極大的心理陰影。
為了維持統治，尼古拉一世一改沙俄此前銳意向西方學習的態度，嚴禁沙俄貴族去西方各國留學，甚至連旅行、通婚都進行了限製。
他還在國內設立了監察機構，要求每個沙俄公務人員同時都兼職成為思想審查員，嚴格控製西方啟蒙思想在俄羅斯民間的傳播。
如果你看過契科夫那篇著名的小說《套中人》，你就能夠理解當時的沙俄是一種什麼樣的氣氛。
小說中那個性格孤僻、恐懼變革、時刻把“總之，不要出什麼亂子就好”掛在嘴邊的主人公彆裡科夫，其實就是當時沙俄遍地兼職審查員的小公務員的群像——甚至有人認為彆裡科夫直接諷刺的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因為謹小慎微、拒絕變革、一切以“不出亂子”為要，恰恰是尼古拉一世的治國信條。
總而言之，從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到19世紀中葉，沙俄搞了20多年俄版的閉關鎖國，但這種閉鎖帶來的影響是非常要命的。
一方麵，它剛好讓沙俄錯過了日新月異的西歐工業革命，在科技、工業和經濟上日漸落後。
另一方麵，在思想上，空前的壓抑，反而導致了十二月黨人後繼有人。
以果戈裡為代表的一批俄羅斯文學家應運而生。
彼得堡的大學生們開始公開朗誦他的《死靈魂》、《欽差大臣》，在嬉笑怒罵中發泄對沙皇越來越多的不滿。
尼古拉一世絕非蠢人，他知道在“歐陸霸主”的表象背後，沙俄帝國的敗相已露。
科技、工業、經濟硬實力的日漸落後和國內思想上的躁動，讓這位沙皇意識到，必須做一些什麼動作挽救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皇位了。
而考慮到沙俄的擴張傳統，他明白最簡單有效的方式莫過於對外發動戰爭，通過大麵積擴張領土重新證明自己的國家依然非常堅挺。
被戰爭所點燃的大俄羅斯主義情緒更有助於對衝掉自由派的星星之火。
那麼，打誰呢？當時的歐洲列強中，英國太強肯定打不過，法國是已經在拿戰中被征服過一次的國家，普奧兩國是沙俄“神聖同盟”的盟友，不好公然毀約。
想來想去，隻有日漸衰“西亞病夫”奧斯曼土耳其可以打一下“彰顯武德”了。
按照沙俄人的這種習慣，董良可以肯定，華族在克裡米亞戰爭之後對沙俄發難必然會遭受到對方最大限度的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