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漢風再起!
在漫長的曆史長河當中,人類從早期的愚昧落後的原始文明,逐漸過渡到農耕文明,以後也會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部分國家會邁入工業文明,繼而掀起了波瀾壯闊而又血腥殘酷的殖民擴張運動,對那些仍舊處於農耕文明的國家和地區,進行的瘋狂的掠奪和壓製,同時也為自身的工業發展積累了充足的資本,開拓出廣闊的市場。
在傳統農耕時代,創新的動機很少。國家的政府和貴族地主階級壟斷著他們社會的許多資源,因此,他們往往更喜歡傳統的行事方式,而不是新奇的方法。後者不太可能奏效,甚至有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一般而言,商人和工匠也是比較保守的,在一個沒有專利法保護的時代,努力從事發明創造的人通常發現,他們自己的創新馬上就會被他人模仿,或者受到強大的手工行會的壓製。在這種環境下,投資新技術是沒什麼價值的。
農業時代技術變化的緩慢節奏本身就阻礙了創新,因為這意味著,投資者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獲得任何回報。對一些工坊場主或者貴族地主階級來說,與其辛辛苦苦尋找更有效的貿易途徑,不如用武力或律法手段來維護對絲綢或者寶石之類商品的壟斷權。對一個國家政府來說,以奪取鄰國財富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似乎合情合理。在一個沒有後世那種研究機構和競爭公司的社會,戰爭的風險(儘管存在風險)通常要小於向不確定的技術進行投資,因為這種投資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好幾個世紀才能產生利潤。
當然,農人的耕作也妨礙了創新。大多數食物、燃料和紡織品來自小農戶,他們使用的技術很傳統,也沒有什麼途徑獲得資金或技術。在這個時期,絕大多數的人居住在農村,遠離城市的知識中心,與市場和新技術的聯係很少。
農人占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絕大多數,也是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他們的生產力很低,因此,農耕文明的整體生產力水平必然也是低下的。農戶低下的生產力也限製了城鎮和城市的規模,因為一般而言,在農業時代大部分時間裡,大約9個農民才能供養一個城鎮人員。這意味著城市人口通常隻占總人口的10。除了中國以外,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的城市人口規模最多也就是萬到十萬左右。
不過,即使在農耕文明中,至少也存在某種創新的區域所在,那就是存在競爭市場的地方。而有競爭的地方,效率就顯得很重要,因為通常而言,工作最出色、價格最低廉的商人和工匠,最有可能為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找到買家。
漢洲若是想直接從農耕文明跨越到工業文明,繼而躋身強國行列,那必須要在漢洲民眾當中大力培育和發展工業文明基因。
除了鼓勵普通民眾進行各行業的技術創新和發明,還要儘可能的擴大平民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學習到基本的文化知識,以提升漢洲的國民素質。齊天曾經野心勃勃的想通過全國性的掃盲運動,將漢洲不多的人口識字率提高到3040。但經過五六年的發展,他就被無情的現實打了臉。
要知道,後世新中國剛解放的時候,國人識字率大概在10~20左右。然後以此為基礎,將識字率提高到66,就花了28年。這個數據還是基於在工業文明的背景下才得以實現的。
而漢洲,不說沒有足夠多的讀書人,即使有,那些拚命在工場和農田裡做活的移民,哪有這麼多的時間來提升自己的識字水平。每日的繁重的勞作,幾乎都已經榨乾了身體裡的最後一分精力。
不過,基於能讓孩子在學堂裡免費吃一頓不錯的午飯,再加上民政府的強力要求,大部分適齡兒童還是被自己的父母送入漢洲各地的學堂,接受基本的三年知識教育。算是為漢洲下一代提升識字率水平,稍稍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漢洲發明創新專利法》是為了鼓勵我漢洲民眾勇於創新,勤於發明,努力提升工農業生產技術,並能從其中得到巨大實利。”齊天將手裡的一份文書看完後,對潘其風說道“鑒於部分民眾對此尚不能全部理解,民政部和工部不妨將以前實施的重獎措施,換一個名義,改為技術專利的使用費。要讓那些實施發明創新的匠人和農人切實體會到,自己一個對某項技術或者某個物件做小小的改進後,不僅會得到巨大的實際利益,而且還可以長期的對這項技術或者改進長期的持有。”
“若是有匠人或者發明創新之人想以此創辦工場作坊的,工商部要積極協調漢洲大錢莊給予資助,或者可以投資入股。對於能填補我漢洲市場空白的商品生產,也可以予以兩年或者三年的免稅鼓勵政策。”
“大統領,既然可以給某些創新發明之類的工場主或者作坊實施免稅,那其他商戶若是為此鳴不平,那又該如何?”潘其風說道”要知道,很多原巴達維亞來的商人,其稅收減免政策要到期了。他們許多人呼籲我們漢洲的商稅能再降低一點,不說和大明的三十稅一相比,就是和巴達維亞的七八分稅相同也是好的。”
齊天聞言,不由定定地看著潘其風,使得對方的麵部表情有些忐忑。
“你知道大明目前出現的各種問題症結所在何處嗎?”齊天問道。
穀“連續不斷的災害,糧食歉收,建奴地襲擾,還有永遠剿滅不完的流賊……”潘其風想了一下,小心地說道。
“你說的是各種問題的表象。”齊天搖搖頭,歎了一口氣,“大明各種問題爆發出的症結所在,是其薄弱的財政收入,使得大明國庫中沒有足夠多的錢糧,無法應對頻繁出現災害,並對其進行及時乾預和消除。”
說到底,明末國家的危機實質上是政府的財政危機,由財政危機引發軍事危機,再由軍事危機導致更大的財政危機,如此惡性循環,大明豈有不亡的道理?
引發財政問題的關鍵就是國家賦稅收入長期過低,低到了威脅國家存亡、民族存亡的地步。大明以前這個問題沒有暴露出來,並不意味著這個問題不存在,而僅僅是因為大明還沒有遇到大的挑戰。
到了崇禎時期,受全球小冰河影響,大明連年自然災害、連年戰亂的情況下,以最為尖銳的形式把這一問題暴露出來。在全國受災麵積如此廣大,災民如此眾多的情況下,大明可憐的財政收入根本無法應對。若想要實質上解決饑民(饑兵)作亂問題,要發餉和賑災,隻能臨時增加賦稅,但結果商稅收不到,卻攤派到了農稅上,導致更多的農業破產,也自然造成了更多的饑民,更多的流民暴亂。
“潘總理,你覺得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當中,賺一兩銀子,是農人來的容易,還是商人來的容易?”齊天沉聲說道“農人從播種到收獲,至少要經曆一百多個日日夜夜的操勞,還會遇到各種氣象災害、病蟲害、農產品價格波動等風險。即使如此,農人最後所獲得的收益也是極其有限的。”
“但是商人則不同,他們有著充裕的資本,有著異於常人的市場嗅覺,每月,乃至每年獲得的收益要遠遠高於農人。甚至出於某種先發優勢,在一個行業,或者在一類商品當中具有壟斷地位,那所獲得收益就會更多。在大明,整個國家征收的商稅卻是少得可憐,所有的賦稅全部加諸於農民頭上。這幾十年來,大明天災人禍不少,那些活不下去的農人不造反才怪了!”
“聽孟侯公(畢懋康)所言,崇禎九年,整個大明朝廷一年收上來的商稅隻有區區三百多萬兩白銀。但是,你可知道,鄭芝龍在最近幾年時間裡,他每年僅憑海上貿易利潤和每艘海舶令旗兩千到三千金的收入,就可以歲入千萬計。更令人尷尬的是,大明朝廷的市舶稅竟然隻有四萬兩白銀。潘總理,你說,大明的錢都到哪裡去了?”
潘其風此時有些窘迫,他在大明三十餘年,隻是想當然地認為,大明朝廷商稅少收或者不收,是朝廷體恤百姓,優撫商賈,善待天下,是為德政。
至於政府這邊的財政收入,他還真的沒做過多考慮,蓋因漢洲黑山金礦在不停的產出金銀,而且在東部的廣陵堡也發現一處小型的銀礦,因而對於政府這邊,似乎可以實現無限製的發行“貨幣”。
“我漢洲雖然多金銀,但也不能無限製的向市場投放。”齊天仿佛看出了潘其風的心思,笑著說道“否則,我漢洲物價騰貴,以後外來商品必然大量衝擊漢洲市場,不利用我們漢洲本土各類工坊發展。目前漢洲收取各類商稅,看著稅率要比大明要高出許多,甚至比荷蘭人的巴達維亞還要高出一點,但我們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攤派,實際稅率並不高。”
“另外,我漢洲《物權保護法》明確規定,私有財產不受任何侵犯。即使漢洲政府,也不得無端剝奪私人財產,如此明文規定,恐怕在大明,甚至歐洲國家都未曾有過的舉動。”
中國曆代王朝是沒有私人財產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社會的一切都是屬於皇帝,不僅沒有私有財產權,而且人的生命也都在皇帝手中。而歐洲國家關於私人財產的保護,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頒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才正式確立。
奠定一個國家的工業基礎,繼而推動和提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除了投資建設更多的工場作坊,挖掘更多的礦石原料,漢洲需要做的另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建立一個切實有效能促進工商業發展的環境,政府的鼓勵,法製的維護,有一定基礎的民眾教育,最後就是不斷擴展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