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漢風再起!
1672年11月13日,長安。
長安,是一座山城,整個城市依山而建,城中許多道路連綿起伏。但聰明而又勤勞的漢洲人卻充分借助了地理地勢,將這座城市建設得既大氣又漂亮,讓每一名到訪者都不禁為之讚歎。
威廉·佩蒂帶著兩名仆人雇了一輛馬車,緩緩地行駛在寬闊的街道上,正在遊覽和觀察這座齊國的都城。
威廉·佩蒂是一名多才多藝的英格蘭紳士,他的身份包括殖民地官員、數學家、測量師、音樂家、以及貿易與國家金融研究領域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的家族發跡是在共和國執政期間,他的父親當時為奧利弗·克倫威爾測量愛爾蘭的土地,以便於向英格蘭移民出售最好的耕地。當時,他的父親利用職務之便,接受了許多人的“無償饋贈”,得以積攢了偌大的家業。
同時,他的父親也借機購置了大量“價格便宜”的土地,然後租給那些窮困的農民耕種。每年的地租收入可以達到可觀的一萬五千英鎊。這使得他們的家族在當時的富豪榜上名列前茅。
作為家中的次子,威廉·佩蒂注定無法繼承家族龐大的家產,隻能另謀其他發財的出路。由於受過嚴謹的教育,再加上父親的引薦,佩蒂很輕鬆地獲得了東印度公司一個優握職位。六年前,佩蒂又來到了富庶的印度,成為一個貿易商站的高級經理。
在英國皇室複辟後,東印度公司的政治地位和商業地位明顯較以前更加提高。為了更好地與齊國的兩家商社展開競爭,受東印度公司所請求,1670年查理二世還發布了五條法律,授予東印度公司自主占領地盤、鑄造錢幣、建立要塞和軍隊、結盟和宣戰、簽訂和平條約和在被占據地區就民事和刑事訴訟進行審判的權利。
東印度公司的敵人包括商業競爭者、敵對國家和國內的敵對勢力,因此它需要更多的保護權利。擁有從事軍事行動的權利對公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麵對齊國愈發強勢的商業壟斷地位。
是的,在印度地區,齊國已經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競爭對手,也是威脅最大的潛在敵人。雙方甚至在十幾年前,還發生過一場短暫的武裝衝突,他們擊沉俘獲了數艘英國商船,奪走了位於馬德拉斯的聖喬治堡,讓公司損失慘重,一度瀕臨破產。
後來,雖然公司以屈辱的賠款、道歉、接受對方市場領導地位等條件,結束了這場衝突,但對方卻並沒有將聖喬治堡歸還東印度公司,僅支付了價值五千英鎊的貨幣,將其強行買下。
如今,經過多年發展,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額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相較於齊國的商業勢力而言,隻能算是微不足道,根本無法撼動對方的市場領導地位。
作為東印度公司中的一名殖民官員,威廉·佩蒂不免對這個南方新大陸國家充滿了好奇和疑問,為何他們能在短短三十多年時間裡,便能迅速崛起,並將商業勢力擴展到印度、波斯,以及紅海地區。
去年八月,佩蒂乘船抵達建業港,開始了他對這個國家的遊曆行程。他發現,在齊國境內行走,並不是絕對的自由,凡是外國商人和旅行者進入這個國家,無論去往任何地方,都需要在他們的政府部門提前申請。隻有獲得官方批準後,你才可以乘坐馬車,或者那種神奇的蒸汽鐵路機車,訪問那些城鎮和鄉村。
不得不承認,齊國的政府對整個國家控製得相當嚴密,城市裡有許多身穿製服的警察,鄉村集市裡也有自發動員的民兵,還有許多認真負責的官員。他們會審視任何一個外來的麵孔,尤其是他們這種具有歐洲特征的西方人。
在漢洲北部遊曆期間,佩蒂就曾遇到過許多次警察和民兵的盤問,詢問他來自哪裡,到訪的目的是什麼,並要求他出示官方的行程許可。
麵對這種情況,佩蒂在心中腹誹不已的同時,也對這個國家的高度集權統治和嚴密的基層管理方式,而暗暗驚歎。這樣的國家,其動員能力是相當可怕的,隻要他們的統治者願意,甚至可以將其所有的國力全部發揮出來,洶湧地撲向它的任何敵人。
建業城是這個國家人口最多、經濟實力最強、商業最為繁華的城市。這個城市不像倫敦和巴黎那般,依靠自然增長和時間的更替而發展成如此規模。
齊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建業城自然也是一個移民的城市,他們的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源源不斷地移民,將無數的民眾強行塞到這個城市裡,成為眾多工廠裡的工人,店鋪裡的夥計,作坊裡的學徒,酒樓飯館的廚師和服務者,以及無數具有專門技術的小手工藝者。
齊國的部分工業城市如同倫敦一樣,許多時候會被籠罩在有害煙氣之中。風向對其質量好壞產生比較重要的影響。每日裡,城市裡的各行各業,包括鐵匠、餐具製造工、皮革工、麵點師、釀酒師、煮皂工、玻璃吹製、金匠、銀匠等任何用火的人,他們的火爐裡會排放出大量的化學汙染物。在無風的情況下,它們就這麼懸浮於靜止的空氣中。
不過,齊國的城市要比倫敦乾淨整潔得多。倫敦人腳下的地麵跟他們呼吸的空氣一樣有害健康,其衛生設施簡陋無比,並且是現成的。每棟房子背後都帶有一間旱廁,那裡麵的糞便不斷堆積,直到清潔工來將其清除,然後裝上板車運出城外。
而在齊國的城市裡,卻分布著許多開放的公共廁所,並且每天都有人在天亮前將其清理乾淨,用密閉的車輛運至城外指定的堆肥場,製作農人最為喜歡的農家肥料。
倫敦城中也有汙水陰溝,但讓人詬病的是,所有的陰溝都是露天的,各種汙穢臭水沿著街道兩側流淌,有時還直接從街道中間穿過,成了許多市民倒夜壺之處。汙物經常濺得鵝卵石上到處都是,豬糞、馬糞混合著爛蔬菜、動物內臟和人的排泄物,形成一層不堪入目的殘留物。唯有下雨才能令情況得以改善。或許,這也是倫敦城頻發瘟疫的原因,最近的一次嚴重瘟疫,就爆發於1665年,最後還是一場大火將其徹底撲滅。
據那些齊國的官員和學者宣揚,他們在立國三十多年中,除了建業城爆發過一次小規模的天花外,幾乎就再沒發生過任何一場嚴重的瘟疫。這一切,恐怕與他們非常注重環境衛生狀況有著直接的聯係。
威廉·佩蒂作為一個英格蘭人,曾經與許多紳士一樣,都非常癡迷於聯省共和國的阿姆斯特丹。儘管,這個城市人口規模隻有二十多萬,僅為倫敦人口的一半。但除去規模以外,按任何標準衡量,阿姆斯特丹都是歐洲最成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