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漢風再起！
1672年11月13日，長安。
長安，是一座山城，整個城市依山而建，城中許多道路連綿起伏。但聰明而又勤勞的漢洲人卻充分借助了地理地勢，將這座城市建設得既大氣又漂亮，讓每一名到訪者都不禁為之讚歎。
威廉·佩蒂帶著兩名仆人雇了一輛馬車，緩緩地行駛在寬闊的街道上，正在遊覽和觀察這座齊國的都城。
威廉·佩蒂是一名多才多藝的英格蘭紳士，他的身份包括殖民地官員、數學家、測量師、音樂家、以及貿易與國家金融研究領域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的家族發跡是在共和國執政期間，他的父親當時為奧利弗·克倫威爾測量愛爾蘭的土地，以便於向英格蘭移民出售最好的耕地。當時，他的父親利用職務之便，接受了許多人的“無償饋贈”，得以積攢了偌大的家業。
同時，他的父親也借機購置了大量“價格便宜”的土地，然後租給那些窮困的農民耕種。每年的地租收入可以達到可觀的一萬五千英鎊。這使得他們的家族在當時的富豪榜上名列前茅。
作為家中的次子，威廉·佩蒂注定無法繼承家族龐大的家產，隻能另謀其他發財的出路。由於受過嚴謹的教育，再加上父親的引薦，佩蒂很輕鬆地獲得了東印度公司一個優握職位。六年前，佩蒂又來到了富庶的印度，成為一個貿易商站的高級經理。
在英國皇室複辟後，東印度公司的政治地位和商業地位明顯較以前更加提高。為了更好地與齊國的兩家商社展開競爭，受東印度公司所請求，1670年查理二世還發布了五條法律，授予東印度公司自主占領地盤、鑄造錢幣、建立要塞和軍隊、結盟和宣戰、簽訂和平條約和在被占據地區就民事和刑事訴訟進行審判的權利。
東印度公司的敵人包括商業競爭者、敵對國家和國內的敵對勢力，因此它需要更多的保護權利。擁有從事軍事行動的權利對公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麵對齊國愈發強勢的商業壟斷地位。
是的，在印度地區，齊國已經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競爭對手，也是威脅最大的潛在敵人。雙方甚至在十幾年前，還發生過一場短暫的武裝衝突，他們擊沉俘獲了數艘英國商船，奪走了位於馬德拉斯的聖喬治堡，讓公司損失慘重，一度瀕臨破產。
後來，雖然公司以屈辱的賠款、道歉、接受對方市場領導地位等條件，結束了這場衝突，但對方卻並沒有將聖喬治堡歸還東印度公司，僅支付了價值五千英鎊的貨幣，將其強行買下。
如今，經過多年發展，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額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相較於齊國的商業勢力而言，隻能算是微不足道，根本無法撼動對方的市場領導地位。
作為東印度公司中的一名殖民官員，威廉·佩蒂不免對這個南方新大陸國家充滿了好奇和疑問，為何他們能在短短三十多年時間裡，便能迅速崛起，並將商業勢力擴展到印度、波斯，以及紅海地區。
去年八月，佩蒂乘船抵達建業港，開始了他對這個國家的遊曆行程。他發現，在齊國境內行走，並不是絕對的自由，凡是外國商人和旅行者進入這個國家，無論去往任何地方，都需要在他們的政府部門提前申請。隻有獲得官方批準後，你才可以乘坐馬車，或者那種神奇的蒸汽鐵路機車，訪問那些城鎮和鄉村。
不得不承認，齊國的政府對整個國家控製得相當嚴密，城市裡有許多身穿製服的警察，鄉村集市裡也有自發動員的民兵，還有許多認真負責的官員。他們會審視任何一個外來的麵孔，尤其是他們這種具有歐洲特征的西方人。
在漢洲北部遊曆期間，佩蒂就曾遇到過許多次警察和民兵的盤問，詢問他來自哪裡，到訪的目的是什麼，並要求他出示官方的行程許可。
麵對這種情況，佩蒂在心中腹誹不已的同時，也對這個國家的高度集權統治和嚴密的基層管理方式，而暗暗驚歎。這樣的國家，其動員能力是相當可怕的，隻要他們的統治者願意，甚至可以將其所有的國力全部發揮出來，洶湧地撲向它的任何敵人。
建業城是這個國家人口最多、經濟實力最強、商業最為繁華的城市。這個城市不像倫敦和巴黎那般，依靠自然增長和時間的更替而發展成如此規模。
齊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建業城自然也是一個移民的城市，他們的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源源不斷地移民，將無數的民眾強行塞到這個城市裡，成為眾多工廠裡的工人，店鋪裡的夥計，作坊裡的學徒，酒樓飯館的廚師和服務者，以及無數具有專門技術的小手工藝者。
齊國的部分工業城市如同倫敦一樣，許多時候會被籠罩在有害煙氣之中。風向對其質量好壞產生比較重要的影響。每日裡，城市裡的各行各業，包括鐵匠、餐具製造工、皮革工、麵點師、釀酒師、煮皂工、玻璃吹製、金匠、銀匠等任何用火的人，他們的火爐裡會排放出大量的化學汙染物。在無風的情況下，它們就這麼懸浮於靜止的空氣中。
不過，齊國的城市要比倫敦乾淨整潔得多。倫敦人腳下的地麵跟他們呼吸的空氣一樣有害健康，其衛生設施簡陋無比，並且是現成的。每棟房子背後都帶有一間旱廁，那裡麵的糞便不斷堆積，直到清潔工來將其清除，然後裝上板車運出城外。
而在齊國的城市裡，卻分布著許多開放的公共廁所，並且每天都有人在天亮前將其清理乾淨，用密閉的車輛運至城外指定的堆肥場，製作農人最為喜歡的農家肥料。
倫敦城中也有汙水陰溝，但讓人詬病的是，所有的陰溝都是露天的，各種汙穢臭水沿著街道兩側流淌，有時還直接從街道中間穿過，成了許多市民倒夜壺之處。汙物經常濺得鵝卵石上到處都是，豬糞、馬糞混合著爛蔬菜、動物內臟和人的排泄物，形成一層不堪入目的殘留物。唯有下雨才能令情況得以改善。或許，這也是倫敦城頻發瘟疫的原因，最近的一次嚴重瘟疫，就爆發於1665年，最後還是一場大火將其徹底撲滅。
據那些齊國的官員和學者宣揚，他們在立國三十多年中，除了建業城爆發過一次小規模的天花外，幾乎就再沒發生過任何一場嚴重的瘟疫。這一切，恐怕與他們非常注重環境衛生狀況有著直接的聯係。
威廉·佩蒂作為一個英格蘭人，曾經與許多紳士一樣，都非常癡迷於聯省共和國的阿姆斯特丹。儘管，這個城市人口規模隻有二十多萬，僅為倫敦人口的一半。但除去規模以外，按任何標準衡量，阿姆斯特丹都是歐洲最成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