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拿破侖軍團的訓練標準也強不到哪裡去，法軍平時每年也隻進行6發實彈射擊訓練。普魯士人更小氣，一個團一年的實彈射擊鉛彈數量是4125發。拿破侖戰爭時期的歐洲陸軍，通常會在戰前臨時抱佛腳進行突擊訓練，把子彈訓練量加大到數十發。
至於此時的日本軍隊，火器當然也有，但不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技術質量上，都遠遠落後於這個時代，甚至還不如太閣時期。
要不然，發生在十六前的齊薩戰爭，也不至於讓幕府大為震動。一個西南強藩，在齊國麵前，竟然表現得如此不堪一擊，從對方登陸鹿兒島，到迫使薩摩藩投降，前後曆時不到半個月，而且戰損也是微乎其微。
齊國強大的炮艦，犀利的火器，一邊倒的戰局，都讓旁觀戰事的幕府暗暗心驚。以至於，後來齊國再來江戶交涉通商事宜時，幕府很快轉變態度，非常乾脆的同意了，並給予他們和明人、荷蘭人同等的貿易條件。
當然，對於火器所表現出來的威力，幕府也隻是稍稍“心驚”而已，倒不至於因此怕了齊國。因為，在他們看來，火器對戰彷若弓箭，臨陣不過三失。若是武士勇悍，付出些許傷亡，隻要衝至近前，那最後還是要靠刀劍來解決彼此間的勝負。
說來可笑，幕府之所以會有這種認識，主要是日本已經承平多年，距離最近的戰爭還是七十多年前發生的文祿慶長之役，再加上鎖國日久，對於火器的應用，國內已經沒有多少人熟悉了。
“哦，齊國僅有不到一萬人的陸軍。”當阿部忠秋聽到沃德的話語後，表情稍稍有些放鬆。齊國之強，所憑不過是海上巨艦大炮而已。
如此，我日本倒也無須擔心在本土之上遭到齊國的威脅。
阿部忠秋早在寬文六年便從老中退任，已不再視事，逐漸澹出幕府權力中心。但去年十月，他聞知，齊國鴻臚寺少卿率團訪問日本，在覲見征夷大將軍德川家綱時，提出要日本在現有的長崎港之外，再增加若乾通商口岸，以便更好地促進日齊兩國之間貿易。
對此，德川家綱直接予以當麵拒絕，並表示“鎖國令”乃是幕府對外政策的主要指導原則，不容任何更改。另外，將軍大人還對齊國暗中操縱的琉球、薩摩、長州和蝦夷等幾個方向的走私貿易，予以嚴厲申斥，要求齊國必須立即停止這種未經幕府允許的貿易行為。
據說，在會商過程中，雙方的態度都表現得非常激烈，氛圍也是充滿了濃濃的火藥味。為了維護將軍的尊嚴和幕府的威信，德川家綱一度向齊國人發出威脅，聲言會對上述“非正規貿易行為”進行嚴厲的打擊，屆時，那些被幕府擒獲的“非法貿易商人”，會被視同海盜，將被處以極刑。
幕府對齊國貿易的限製和走私行為的痛恨，蓋因雙方持續擴大的不對等貿易活動中，已使得日本白銀外流速度驟然加快，遠超二十多年前。
大量白銀的輸出給幕府鑄造銀幣造成了嚴重的困難，而幕府鑄幣的困難對於國內的市場和經濟秩序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曾幾何時，日本還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產銀國之一，石見、秋田、左渡等礦山出產的白銀數量巨大。粗略估計，在16世紀至17世紀，日本所產白銀就占了世界產量的20，可以說，當時的日本人是坐在“金山銀山”上的國家。
有了錢，自然是買買買。而在那個時期，日本對中國商品的依賴性也很大，“大抵日本所需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鬆之棉布，尤為彼國所重”。
據保守估計，從1600年到1647年間，從日本輸出的白銀在7000萬兩到一億兩之間，其中絕大部分是流向大明。
然而好景不長，到了17世紀50年代，日本國內銀礦逐漸枯竭，白銀存量也隨之急劇減少，以至於影響到幕府對日本的統治和管理，這一點是統治者所不能接受的。
因此，從17世紀中葉開始，幕府除了繼續加大“鎖國令”的執行外，還開始采取嚴格措施控製白銀的外流，寬文十一年，幕府頒布了市法商法，並於次年正式施行。
去年一月，幕府又規定了每年輸入日本的外國商品的價值，即“中國商船4000貫目，齊國3000貫目，荷蘭商船2000貫目，共計9000貫目白銀。”
既然日本規定了進口總額，那麼各國輸入日本市場的商品數量自然要受到嚴格的限製。那些遊離於幕府控製下的各種走私貿易，便成為德川幕府眼中釘肉中刺，欲除之而後快。對齊國於外貿方麵采取必要的強硬措施，也就成了德川家綱不得不做出的合理選擇。
作為昔日輔政老中，阿部忠秋對齊國是有一定了解的。他非常擔心，因為在貿易方麵的爭端，會激起這個海上強國的強烈反應，甚至很有可能會引起一場戰爭。
因而，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例行拜訪幕府，通報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消息時，他特意將格勒內·沃德召到府上，詢問有關齊國軍事實力方麵的情報。
“你們日本會跟齊國發生戰爭嗎？”
就算是再政治白癡，沃德也明白對方這般打聽齊國軍事實力所隱含的意義。因而，在臨走之前，他忍不住問出了自己的疑問。
“……”，阿部忠秋搖了搖頭，“我們和齊國之間是否會發生戰爭，一切將取決於齊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