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漢風再起!
1682年,壬戌年,大齊漢興十二年,大秦乾元元年,大明延光七年。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裡,古老的華夏大地上演了一場血腥的奪位之爭。大秦承德帝駕崩後第三天,毅王孫征淇悍然發動宮廷政變,意圖廢黜剛剛繼位的新君孫宏相,謀篡帝位。
然而,這場政變從頭到尾都顯得有些兒戲,甚至可以說是虎頭蛇尾。毅王孫征淇聯絡的數支外鎮軍隊皆被京營官兵阻於城外,不得入城以助聲勢。經營數年的五城兵馬司,尚未起事,大半將領突然遭到錦衣衛和皇城禁衛軍的襲殺,使得整個五城兵馬司陷入混亂當中。
埋伏於鐘山的敢死軍,在突襲之下,竟然未能奪取南京武備軍械庫,被駐守該地的京營官兵將其自爆焚毀,隻能以冷兵器麵對圍殺過來的京營兵馬。
而被寄予厚望的宮中暗樁屈身投靠毅王的司禮監首席太監李富金,帶領三百餘武裝太監圍攻太後和新君所在的文華殿,但被十餘名侍衛領著眾多伴讀少年和殿內的粗使雜役持以火槍擊退,並在擊殺了李富金後,儘數迫降了叛亂的武裝太監。
當毅王世子帶著近千名糾集而來的王府侍衛、附逆大臣所屬家丁、雜役等組成的“大軍”攻至皇城時,根本無法得到宮內叛黨的任何響應。在硬著頭皮強攻皇城時,遭到皇城禁衛軍和錦衣衛的強力阻擊。對方甚至還在城頭上推出了數門輕型火炮,轟擊以密集陣型攻城的叛軍。
當日下午二時,分駐江寧和棲霞的新軍前翼、新軍後翼兩部計五千餘官兵,在永昌王、新軍總製白繪的率領下,進入南京城,與城中的京營官兵一起朝叛軍發動雷霆一擊。
圍攻觀音門的附逆新軍左翼千總熊仁甫趁亂之際,引兵擊殺總兵鄧傳平,使得全軍陷入混亂之中。熊仁甫聯合數名不願附逆的軍官開始收容散亂的部隊,並解除了對觀音門的進攻,同時向城中的守軍宣布反正。
至於圍攻儀鳳門的三千餘太平鎮叛軍,在數攻城門不克後,士氣低迷,至午後三時,聞知新軍前、後兩翼五千餘官兵已經入城平叛的消息後,頓時如鳥獸散,朝太平方向逃去。總兵劉振彬帶著數十名心腹,奔往江邊,乘坐事先準備好的兩艘大船順長江而下,欲逃往朝鮮或北明。但在鎮江附近,被長江水師所攔截,儘數就擒。
而在南京城內,隨著新軍前後兩翼官兵的入城,肆虐的數股叛軍便已開始消散瓦解,紛紛拋下兵刃,朝城中隱蔽的街巷、裡弄躲藏,或者隱入百姓之家,更換衣飾,試圖逃過官軍的剿殺。
毅王世子帶著數百名侍衛倉皇逃回毅王府,與毅王彙合,然後糾集僅剩的侍衛們借助厚實的護牆,準備負隅頑抗。
新軍總製白繪帶兵將毅王府團團圍住,然後請旨宮內,示諭如何處置。
未幾,皇太後下發懿旨,命令立即攻入毅王府,務必要擒下謀逆篡位之首毅王。
當兩門火炮被推到了毅王府大門,僅轟擊數輪,便將府門破開,新軍官兵們隨即蜂擁殺入王府,爭相搶立首功。
然而,毅王孫征淇卻在內室拔刀自裁,唯有世子畏死,被官兵擒下,王府侍衛泰半被戮,餘者皆束手就擒。
隨後兩個多月,整個朝堂及周邊數十個府縣,經曆了一場浩大而殘酷的清洗。
毅王孫征淇雖然畏罪自裁,但仍被梟首示眾,毅王世子及毅王妻妾、諸子女親屬均被判斬立決。主動附逆的軍鎮、新軍三百餘軍官將領被判滿門抄斬,附逆普通官兵、侍衛、太監、雜役計一萬三千餘,皆杖五十後,徒流西北、烏斯藏,以及遼東等地,遇赦不免。
內閣首輔、華蓋殿大學士杜遠興,內閣群輔、文華殿大學士徐德炎,被迫致仕榮休。
刑部尚書宋正揚、刑部左侍郎嶽桂成、都察院右都禦史靳彥誌、左副都禦史郝聖良、吏部左侍郎尹繼安、戶部右侍郎艾高遠、太仆寺卿談伯祥、常州府知府卓維銘、太平府知府時俊瑞、揚州府知府施先才、鎮江府知府唐興裔、徐州府知府周敬德等四十多名五品以上高官被革職拿問。
而宮內的司禮監、內宮監、禦馬監等八個監,鐘鼓、混堂兩個司,兵仗、銀作、司苑等三個局,近六百餘太監、雜役被鎖拿錦衣衛詔獄,在一番嚴加拷問後,積極主動附逆者皆斬,餘者皆徒流西北。
內閣次輔、文華殿大學士杜思謙擢升首輔、華蓋殿大學士,內閣群輔、東閣大學士朱聖傑擢升次輔、文華殿大學士,增補戶部尚書佘仁敏、太子少傅楚振軒入閣。
慶陽王、五軍都督府右都督馮維武被敕封為冀王,永昌王、新軍總製白繪被敕封為豫王,皇城禁衛軍統領殷貴昌、京營前營總兵金昌平、京營左營總兵蔣家恒、新軍前翼總兵閔成吉、新軍後翼總兵侯世恒等十餘平叛有功將領被敕封為侯、伯等爵位。
平叛結束後,新君孫宏相正式登基稱帝,改元乾元。因皇帝年歲尚幼,暫不能理政,由皇太後代為攝政,至皇帝年滿十八歲後,即退隱後宮,交付大政。
1月16日,鬆江府,上海縣。
前明時期,在江南地區,隨著商品經濟不斷向縱深發展,日益深入農村,促使農家經營的商品化不斷提升,集中體現在傳統的蠶桑絲織經濟與新興的棉紡織經濟,帶動了農戶家庭手工業的專業化與市場化,經濟收益明顯增加,導致整個江南的農業結構發生變化蠶桑壓倒稻作,棉作亦壓倒稻作,從而改變了先前該地區以糧食作物為主體的農業模式,代之以與市場密切相關的經濟作物的栽培,以及對蠶繭、棉花的深加工帶動的手工業的飛速繁榮,於是出現了“早期工業化”。
當然,江南地區的這種“早期工業化”與齊國正在推進的工業化是截然不同的。在這裡是指手工業在經濟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過農業所占的地位。無數的城市居民和鄉村農人,依靠蠶桑經濟和棉紡織經濟,賺取賴以為生的銀錢,然後再在市場上購買外地運來的稻米,或者小麥、玉米等糧食。
及至目前,江南地區又經曆了近三十年的和平時期,曾經被清虜荼蘼破壞的工商業迅速得以恢複,並且在龐大的市場需求導向下,經濟發展水平更甚往昔。
早在唐中期,韓愈曾作出了“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論斷。待到了前明弘治年間,“江南賦稅,供輸甲天下”,已成為東南賦稅重地。
目前,位於江南的蘇鬆常嘉湖杭六府的賦稅,約占大秦賦稅總額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蘇、鬆二府的賦稅分彆名列全國第一位和第二位。
江南不僅是賦稅重地,而且也是農工商各業發達的經濟重心。這裡的城市和農家經營已經高度商品化和市場化,吸引了全國各地,乃至朝鮮、北明(一般冒充齊國商人)、日本、安南,以及齊國的大量商人彙聚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