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漢風再起！
1682年，壬戌年，大齊漢興十二年，大秦乾元元年，大明延光七年。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裡，古老的華夏大地上演了一場血腥的奪位之爭。大秦承德帝駕崩後第三天，毅王孫征淇悍然發動宮廷政變，意圖廢黜剛剛繼位的新君孫宏相，謀篡帝位。
然而，這場政變從頭到尾都顯得有些兒戲，甚至可以說是虎頭蛇尾。毅王孫征淇聯絡的數支外鎮軍隊皆被京營官兵阻於城外，不得入城以助聲勢。經營數年的五城兵馬司，尚未起事，大半將領突然遭到錦衣衛和皇城禁衛軍的襲殺，使得整個五城兵馬司陷入混亂當中。
埋伏於鐘山的敢死軍，在突襲之下，竟然未能奪取南京武備軍械庫，被駐守該地的京營官兵將其自爆焚毀，隻能以冷兵器麵對圍殺過來的京營兵馬。
而被寄予厚望的宮中暗樁屈身投靠毅王的司禮監首席太監李富金，帶領三百餘武裝太監圍攻太後和新君所在的文華殿，但被十餘名侍衛領著眾多伴讀少年和殿內的粗使雜役持以火槍擊退，並在擊殺了李富金後，儘數迫降了叛亂的武裝太監。
當毅王世子帶著近千名糾集而來的王府侍衛、附逆大臣所屬家丁、雜役等組成的“大軍”攻至皇城時，根本無法得到宮內叛黨的任何響應。在硬著頭皮強攻皇城時，遭到皇城禁衛軍和錦衣衛的強力阻擊。對方甚至還在城頭上推出了數門輕型火炮，轟擊以密集陣型攻城的叛軍。
當日下午二時，分駐江寧和棲霞的新軍前翼、新軍後翼兩部計五千餘官兵，在永昌王、新軍總製白繪的率領下，進入南京城，與城中的京營官兵一起朝叛軍發動雷霆一擊。
圍攻觀音門的附逆新軍左翼千總熊仁甫趁亂之際，引兵擊殺總兵鄧傳平，使得全軍陷入混亂之中。熊仁甫聯合數名不願附逆的軍官開始收容散亂的部隊，並解除了對觀音門的進攻，同時向城中的守軍宣布反正。
至於圍攻儀鳳門的三千餘太平鎮叛軍，在數攻城門不克後，士氣低迷，至午後三時，聞知新軍前、後兩翼五千餘官兵已經入城平叛的消息後，頓時如鳥獸散，朝太平方向逃去。總兵劉振彬帶著數十名心腹，奔往江邊，乘坐事先準備好的兩艘大船順長江而下，欲逃往朝鮮或北明。但在鎮江附近，被長江水師所攔截，儘數就擒。
而在南京城內，隨著新軍前後兩翼官兵的入城，肆虐的數股叛軍便已開始消散瓦解，紛紛拋下兵刃，朝城中隱蔽的街巷、裡弄躲藏，或者隱入百姓之家，更換衣飾，試圖逃過官軍的剿殺。
毅王世子帶著數百名侍衛倉皇逃回毅王府，與毅王彙合，然後糾集僅剩的侍衛們借助厚實的護牆，準備負隅頑抗。
新軍總製白繪帶兵將毅王府團團圍住，然後請旨宮內，示諭如何處置。
未幾，皇太後下發懿旨，命令立即攻入毅王府，務必要擒下謀逆篡位之首毅王。
當兩門火炮被推到了毅王府大門，僅轟擊數輪，便將府門破開，新軍官兵們隨即蜂擁殺入王府，爭相搶立首功。
然而，毅王孫征淇卻在內室拔刀自裁，唯有世子畏死，被官兵擒下，王府侍衛泰半被戮，餘者皆束手就擒。
隨後兩個多月，整個朝堂及周邊數十個府縣，經曆了一場浩大而殘酷的清洗。
毅王孫征淇雖然畏罪自裁，但仍被梟首示眾，毅王世子及毅王妻妾、諸子女親屬均被判斬立決。主動附逆的軍鎮、新軍三百餘軍官將領被判滿門抄斬，附逆普通官兵、侍衛、太監、雜役計一萬三千餘，皆杖五十後，徒流西北、烏斯藏，以及遼東等地，遇赦不免。
內閣首輔、華蓋殿大學士杜遠興，內閣群輔、文華殿大學士徐德炎，被迫致仕榮休。
刑部尚書宋正揚、刑部左侍郎嶽桂成、都察院右都禦史靳彥誌、左副都禦史郝聖良、吏部左侍郎尹繼安、戶部右侍郎艾高遠、太仆寺卿談伯祥、常州府知府卓維銘、太平府知府時俊瑞、揚州府知府施先才、鎮江府知府唐興裔、徐州府知府周敬德等四十多名五品以上高官被革職拿問。
而宮內的司禮監、內宮監、禦馬監等八個監，鐘鼓、混堂兩個司，兵仗、銀作、司苑等三個局，近六百餘太監、雜役被鎖拿錦衣衛詔獄，在一番嚴加拷問後，積極主動附逆者皆斬，餘者皆徒流西北。
內閣次輔、文華殿大學士杜思謙擢升首輔、華蓋殿大學士，內閣群輔、東閣大學士朱聖傑擢升次輔、文華殿大學士，增補戶部尚書佘仁敏、太子少傅楚振軒入閣。
慶陽王、五軍都督府右都督馮維武被敕封為冀王，永昌王、新軍總製白繪被敕封為豫王，皇城禁衛軍統領殷貴昌、京營前營總兵金昌平、京營左營總兵蔣家恒、新軍前翼總兵閔成吉、新軍後翼總兵侯世恒等十餘平叛有功將領被敕封為侯、伯等爵位。
平叛結束後，新君孫宏相正式登基稱帝，改元乾元。因皇帝年歲尚幼，暫不能理政，由皇太後代為攝政，至皇帝年滿十八歲後，即退隱後宮，交付大政。
1月16日，鬆江府，上海縣。
前明時期，在江南地區，隨著商品經濟不斷向縱深發展，日益深入農村，促使農家經營的商品化不斷提升，集中體現在傳統的蠶桑絲織經濟與新興的棉紡織經濟，帶動了農戶家庭手工業的專業化與市場化，經濟收益明顯增加，導致整個江南的農業結構發生變化蠶桑壓倒稻作，棉作亦壓倒稻作，從而改變了先前該地區以糧食作物為主體的農業模式，代之以與市場密切相關的經濟作物的栽培，以及對蠶繭、棉花的深加工帶動的手工業的飛速繁榮，於是出現了“早期工業化”。
當然，江南地區的這種“早期工業化”與齊國正在推進的工業化是截然不同的。在這裡是指手工業在經濟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過農業所占的地位。無數的城市居民和鄉村農人，依靠蠶桑經濟和棉紡織經濟，賺取賴以為生的銀錢，然後再在市場上購買外地運來的稻米，或者小麥、玉米等糧食。
及至目前，江南地區又經曆了近三十年的和平時期，曾經被清虜荼蘼破壞的工商業迅速得以恢複，並且在龐大的市場需求導向下，經濟發展水平更甚往昔。
早在唐中期，韓愈曾作出了“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論斷。待到了前明弘治年間，“江南賦稅，供輸甲天下”，已成為東南賦稅重地。
目前，位於江南的蘇鬆常嘉湖杭六府的賦稅，約占大秦賦稅總額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蘇、鬆二府的賦稅分彆名列全國第一位和第二位。
江南不僅是賦稅重地，而且也是農工商各業發達的經濟重心。這裡的城市和農家經營已經高度商品化和市場化，吸引了全國各地，乃至朝鮮、北明（一般冒充齊國商人）、日本、安南，以及齊國的大量商人彙聚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