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拉貝和曼斯坦因他們的工廠，因為他們是德國人，而被日軍客氣對待的話，那麼像魏特琳女士的情況就並沒有拉貝他們那麼好了。
魏特琳女士，此時是金陵女子大學的代理校長。她自從1919年被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招聘之後，就開始了在南京二十多年的生活。
由於淞滬會戰結束後，南京就位於上海的後方，魏特琳女士敏銳的察覺到南京有可能會變成戰場的可能。
於是，她連同在金陵女子大學的朋友，開始美國大使館建議，想要在南京建立一個安全區，好給那些無法撤離南京的難民，一個相對安全的棲身之地。
她在信中表示“無論從地理位置或建築物的牢固性來說，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作為難民收容所是再合適不過了。”
隨後，魏特琳女士加入到由德國西門子南京分公司總工程師拉貝先生提出的南京安全委員會當中，並且成為了發起人之一。
再然後，魏特琳女士向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提出申請，並得到他們的承認，開始建立安全區。
然而，在1937年12月1日的時候，美國大使館召集所有還在南京城內的美國人，警告他們，說再不撤離南京，那麼美國政府將不再保證他們的安全。
魏特琳女士當即堅定的拒絕撤離，並且在證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跟她一起在證書上簽字的，還有當時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劉易斯·史邁士。
劉易斯·史邁士當眾宣稱，在這個時候離開南京，無疑是逃跑，怯懦的表現，他想要留在南京，為這裡的人做一些事情。
與此同時，金陵大學副校長美籍教授貝德士當時和家人還在日本度假。在戰爭爆發之後，他非但沒有慶幸自己躲過戰爭，還與家人告彆，返回到了南京。
就在魏特琳，劉易斯·史邁士先生和貝德士先生在承諾書上簽字之後，魏特琳女士就在國府的支持下，以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為中心，至鼓樓，新街口約4平方的土地，建立了國際安全區。
此時，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當中的學生已經開始西遷，大部分外籍教職工已經離開南京，甚至已經離開了中國。
兩所大學加起來，隻有十幾名外籍老師，被留下護校。
這其中就有魏特琳女士他們。
也正是有了這麼大的一片地方，大量的難民才機會進入到了國際安全區避難。
其中，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為專門收容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的安全區。
而這，也讓日本人盯上了。
他們都清楚，這個所謂的國際安全區並沒有得到他們的承認，裡麵有大量的難民和女性。所以在城破的第一天，他們就盯上了這裡。
一些日本兵拿著武器，想要闖進安全區當中，結果被趕來的老師阻止。
那些日本兵，還保留了最後一絲理智，沒有對這些外籍老師使用武器，可是他們依舊選擇用拳頭，槍托對著這些老師實行毆打。
可即便這些老師被打的頭破血流，也沒有後退。
直到旁邊的西門子工廠內的拉貝聽到這邊的動靜之後，緊急趕來才驅散了這些日本兵。
而拉貝趕來的時候，看著暴行，他一個年邁的老者也沒有辦法上去阻止。
所以，他就想了一個辦法，舉著他手裡的護照，高聲的喊著“德意誌”，喊著“希特勒”。那些日本兵就會立馬變得老實，有禮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