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民如子固然精彩,可遊客們更喜歡聽的是鬥奸臣,懟昏君等激烈對抗性質的故事,在李一瀚李公身上可有?”金華斌聽了李村長的一段故事後問道“記得李公與嚴嵩處於同一時代。”
李村長來勁了,道“這倒真有,聽我慢慢道來。與麵對百姓時的俠骨柔腸不同,麵對權貴豪強,先祖李公則是鐵骨錚錚,疾惡如仇。就任安福知縣時,一位姓沈的禦史到安福,對李公公事公辦的接待很不滿意,認為是對自己的怠慢,當眾大發雷霆。但李公視安之若素。禦史是乾嗎的啊?專門挑官員的毛病上奏皇帝的!沈禦史百般挑刺,結果竟然挑不出李知縣的一點毛病,不禁深感敬佩。麵對禦史的稱讚,先祖李公居然一樣無動於衷,也沒表現出怎麼高興的樣子。沈禦史歎道“李知縣真可以說是寵辱不驚了。”
金華斌點了點頭說“由此看來,沈禦史乃是性情中人,並非奸臣,故事雖精彩,但正反之爭並不激烈。”
李村長搓了搓手說“精彩的在後麵,先祖擔任江西按察司僉事時,當朝宰相嚴嵩雖然家在袁州,但產業都在南昌,家人仗勢胡作非為,先祖一點也不顧情麵,都依法予以嚴懲。嚴嵩當時權勢熏天,生性奸險,一句話就能決定彆人的生死,很多江西士大夫奴顏婢膝自認乾兒子,或者與嚴府的家童奴仆結為兄弟,所以升遷都很快。隻有李公與另一位林僉事與眾不同,風骨錚錚,矜持自守,所以五六年都沒有得到升遷。一次進京,自然得拜會朝廷首輔嚴嵩,其他官員都帶著厚禮,多的有“數百金”,隻有李公是空手去的。見麵時,嚴嵩對他說“李先生資曆很深了啊。”這句話耐人琢磨,“資曆深”就是你李某人在這個“僉事”職位上很久了,一直升不上去,知道為什麼嗎?想升官嗎?李公淡淡地說一句“還有比我李一瀚資曆更深的人呢。”升不了官的人多了去呢,無所謂!後來,李公還是升遷了,當了山東參議。當時山東的風氣是,官宦人家田地多,但都賴著不交納田賦,鄉裡百姓田地少,田賦卻交得多,因為官宦家拖欠的賦稅要大家分攤補齊。有個編修叫梁紹儒,是嚴嵩的乾兒子,最為牛氣衝天,一直不交田賦。李公到任後嚴令追繳,梁紹儒跑去找乾爹,嚴嵩無奈地說“李某人豈是可以說情的人?”梁紹儒知道勢不可挽回,勉強交了一半的糧。李公不依不饒,全部征收才罷手。”
故事確實精彩,但也隻是鬥倒了嚴嵩的一個爪牙,應當是李一翰官小職微,還不值得嚴嵩視他為對手,不知後來他的仕途順利後,是否正直依舊呢?帶著這個疑問,金華斌靜靜地聽著李村長繼續往下說道“先祖李公一瀚任職大部分時間擔任的是“諫官”,專司對君主的過錯規勸之職。所謂忠言逆耳,曆史上有“文諫死”的說法,尤其是明代皇帝是曆史上最為嚴苛刻薄的,稍違心意,不管多大的官都有可能在朝堂上“廷杖”致死。所以很多“言官”選擇沉默來保全性命。李公在《開言路疏》上指出當時“言官”杜口結舌、三緘其口的風氣“居科道者,搜訐小事以塞責,或泛論迂緩以免禍,至於國家之大典禮,相臣之大奸匿,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聞,徒有相與腹誹而已。”但李公不同,他屢屢犯顏進諫,敢於“逆龍鱗、撩虎須”,踐行了“職無虛設,祿豈妄乾”的祖訓。族譜中還留存《諫止南關城壕疏》和《開言路疏》兩篇諫疏,字裡行間,其為民請命、謀國儘忠的膽識和遠見躍然紙上。嘉靖二十一年,蒙古鐵騎大規模突入邊塞,朝廷大懼,議決於居庸關之南的南關東西延袤二千裡,動工築城牆、挖深濠。禦史李一瀚毅然給嘉靖帝上《諫止南關城壕疏》,直言築城挖濠禦敵是個不可行的餿主意。在東西延袤二千餘裡區域築城挖濠,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而今日動用了二十萬工,“僅得盈丈之壕,七尺之牆耳”,民間財力已經不堪承擔,而且已弄得民怨鼎沸了,曠日持久何以為繼?他對已被敵人嚇破膽的嘉靖皇帝說,隻要“選兵淬鋒,分布要路以豫於外;築墩立柵,屯兵儲糧以備於內”,內外夾擊,敵人又能逃到哪兒去呢?朝廷最終接受了李公一瀚的建議,停止了這一勞民傷財而且示弱於敵的決策。《開言路疏》則嚴詞批評了嘉靖帝拒諫飾非的行為,其言辭之犀利大膽實為罕見,今日讀來仍覺酣暢淋漓。他指責嘉靖帝深居西範專事建醮修道,不理朝政,對九廟化為煨燼,陰謀起於蕭牆,北虜侵擾不止,公卿將相賄賂公行,藩司郡縣貪酷無忌等等亂象閉耳塞聽,反而殘酷鉗製諍言“登位以來,屢罪言者,一言觸諱,即擒拿箠杖,動至五六十棍七八十棍,其即時致死者,指不勝屈。其有幸而複生者,則禁諸犴獄,或謫之下僚,或編民口外,或遣戍邊庭。”導致滿朝官員杜口結舌,對國家安危置之不問。他指出,曆代“愚君暗主縱欲妄動,拒諫飾非”,結果都將步“桀紂之跡”。為此要求皇帝改正錯誤,為所有受冤屈的諍臣平反,廣開言路,以保國家長治久安。”
聽到李村長情文並茂,一字不落地把先祖李一瀚的《諫止南關城壕疏》和《開言路疏》背下,金華斌不禁動容道“魯迅先生曾發文稱讚方孝孺正直而迂的性格為台州式的硬氣,李一瀚這種“批逆龍鱗以求珠”的大膽直言,頗有方孝孺等直臣之風。”
“多謝金先生對先祖之讚,先祖的運氣比方孝孺幸運多了,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被連續升遷了五次升陝西布政司參政,遂轉按察使,升山東右布政司,升應天府尹,一個月後升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可惜天不假年,在赴任都察院左副都禦史途中,病故於杭州,獲明穆宗皇帝詔賜祭葬,並在吳時來等的倡議下,列入鄉賢祠。”說罷對他躬身行了一禮道“祠堂修複一事就拜托幾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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