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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阪商團得知自己和餘生的聯合辦學方式,和教學方法,得到美國人的認可後,商團中的所有人都興奮不已。都覺得這一筆投資非常劃算。而美國人計劃興辦的新學校,和計劃對日本原先已有的學校的改造,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投入。
雖然這筆資金需要大阪商團承擔大部分,但是,大阪商團可以憑借著這些學校,將自己的觸角,伸向全日本。甚至是原本由日本的世家財閥所把持的區域和行業。並且,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不會有人敢於動歪腦筋。大阪商團興辦的學校背後,可有美國人的支持。
在前景大好下,大阪商團投資的熱情高漲,不需要美國人催促,餘生和大阪商團的聯合辦學模式與教育方法,便在日本全麵鋪開。
一九四六年年底,由餘生編寫劇本,由華納和米高梅兩個好萊塢巨頭,聯合運營的兩部反戰電影,《美麗人生》和《辛德勒的名單》製作完成。並定於聖誕節上映。
雖然,按照正常的運營方式來說,電影的上映,特彆是同題材電影的上映,最忌諱的就是搶上映檔期。一旦有同題材的電影,集中在一日上映,這基本上就是兩個電影公司正式宣戰。而同一個公司,將兩部同題材的電影,放到同一天上映,更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不過,《辛德勒的名單》和《美麗人生》這兩部電影卻不一樣。雖然這兩部電影都是在講述納粹集中營的故事,但風格卻截然不同。而且,編劇都是同一個人。
在這兩部電影的巨大藝術魅力下,剛剛看完《辛德勒的名單》,或者剛剛看完《美麗人生》的觀眾,都會有所好奇——這部電影便已經是同題材電影中的極致了。餘生還能弄出什麼鬼?
在這種強烈的好奇心的驅動下,那些原本隻看過其中一部電影的人,便不由自主的想要看一看另一部電影是什麼樣子的。所以,這兩部電影。因為餘生這個名字,反而形成了一種捆綁銷售。
很少有資深影迷舍得隻看其中一部,而不看第二部的。文藝作品並不存在可以替代之說,往往是吃了第一個蘋果,就會吃第二個蘋果。
正因為有這種不那麼明顯的捆綁銷售作用。這兩部電影的票房。幾乎可以算是比翼齊飛。在其他人目瞪口呆中,突破天際。
隻用了一個周的時間。這兩部電影的影響力,便席卷全世界。
一九四六年十月,正是紐倫堡審判結束,納粹戰犯被處死和關押的時候。在這個時間上映這兩部電影,其曆史意味和藝術意味會被時代背景迅速放大。許多人都認為,這兩部電影,是身為猶太人的華納老板和米高梅老板搗鼓出來,紀念同族的。
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進行的東京審判相比,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對德國戰犯的審判。明顯要有效率許多。其最大原因,就是紐倫堡審判給德國納粹戰犯騰挪的空間很少,配備的律師也很少。
日本律師團針對英美法係的漏洞,製定的延宕戰術,在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根本用不上。而且,紐倫堡審判中,被告的人數較少,隻有二十二人。
對德國人審理如此痛快的原因,就是因為德國人差一點真的就統一了歐洲,讓歐洲人真的心生忌憚。而日本人顯然沒有如此成就。日本人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的時候,歐洲很少有人認為日本人的蛇吞象計劃真的能成功。
正因為歐洲人對德國人真實的忌憚,所以,在戰後。同盟國內的許多國家主張對德國人處以極刑。
在二戰中,差點被德國人的閃電戰滅國,死亡數百萬人的蘇聯人認為,所有穿過納粹製服的德國人都應該槍斃,即便不槍斃,也要發配到西伯利亞去服苦役。而德國納粹的黨衛軍。最適合活埋。多活一天都是浪費糧食。
而被德國人的飛機轟炸的非常悲慘的英國人,也不再提自己國家的法治傳統有多麼的悠久。英國人認為,這些德國的主要戰犯在策劃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給自己簽發了有罪判決書,應該不經審判就直接處死。
要不是美國人攔著,告訴歐洲列強,他們的屁股也不乾淨,大家都是通過打仗起家的。如果真要較真,幾乎每個國家的上層,都剩不下幾個人的話。德國人麵臨的就不是一場嚴厲的審判,而是一場大規模的屠殺了。
所以,在美國人的建議下,第一個國際法庭,即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成立。在紐倫堡對德國納粹的主要成員,進行審判。史稱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
雖然德國人戰敗,但是,除了主要成員失蹤或自殺之外,大量信奉納粹思想的德國人卻留存了下來。隻要有人振臂一呼,會很快聚集起原本就為納粹德國戰鬥的士兵。到時候,整個歐洲又會大亂。
所以,紐倫堡審判的主要目的,並不僅僅是將納粹中的主要成員定下罪名處死,更重要的是在梳理納粹德國所做所為的過程中,將其種種打破人性底線的事情公諸於眾。讓德國人自覺理虧,然後泄去一口憋在心中的因為戰敗而來的怒氣。
其實質作用,就是“安撫”人心。當然,這種“安撫”的方式比較特彆。
而德國納粹所為,最突破人性底線的,就是針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與集中營建設。所以,對於集中營的真實狀況的審理與公開,以及關於德國納粹對猶太人集中屠殺的事情的梳理與公開,成為重頭戲。
而這些事情,其實也是普通德國民眾不知道,或者知道的不是那麼清楚的。經過二百一十八天的審判,有十八個德國納粹前高層被判處“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其中有十二人被處以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