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在衙門當差！
身為向陽縣革委會主任，主抓經濟的二把手，老爸要考慮的遠不止一個縣酒廠。甚至可以不客氣地說，縣酒廠暫時尚無資格占據老爸心目中最重要的那個位置。雖說“無工不富”，但是“無農不穩”。
“向陽縣近五十萬人口，其中農業人口占80以上。爸，如何穩定這四十來萬農業人口，才是你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餞行宴結束時，周先生喝醉了。師母要扶他回縣劇團的蝸居，被嚴玉成攔下了。就在一招待所開了個高乾房，請先生和師母住了進去。先生如今平反昭雪，恢複了副廳局級的待遇，足夠資格享受一招待所的高乾房。隻是向陽縣實在太窮太不起眼，一招待所的所謂高乾房，也就是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單間，帶衛生間淋浴，有一台12寸的黑白電視機。
嚴玉成自家，也已有點微醺之意，回家休息去了。倒是老爸，與嚴玉成相處時，一貫比較低調，不肯僭越，兼且酒量不弘，喝酒時加倍小心，卻還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於是在我的小臥室內，便有了咱們父子倆關於向陽縣經濟發展大計的更深入的一場對話。
我直言不諱地指出老爸的工作重心不該出現這樣的偏移。
“你以為我不想解決農村和農業的問題？不想讓社員們儘快富足起來？這事情，難呢！”
老爸微微苦笑，從口袋裡摸出大前門，掏一支叼上，又習慣性地掏出一支遞給我。這種談話的氣氛和他思緒的專注讓他產生了一種錯覺，誤以為是同一個平輩的同齡人在交流，自然而然地敬了煙過來。
上輩子我是標準煙槍，人家給我敬煙，倒從未推脫過，也自然而然接了過來，叼到了嘴上。直到老爸舉起打火機湊到我麵前要為我點煙時，父子倆才同時察覺不妥。
老爸熄了打火機，順手將煙從我嘴唇上摘了下來，倆爺崽大眼瞪小眼，都是一陣“赫赫”的輕笑。我從書桌抽屜裡拿出一顆水果糖，剝開放進嘴裡，又給老爸剝了一顆。老爸舉起手指間的香煙示意一下，我便將糖給他放在麵前。
我抽屜裡藏著許多好吃的零食，都是自己掏錢買的。姐姐們的抽屜裡，也藏著許多零食，一樣是我買的。三個姐姐，每人每月十元的零用錢，我私下裡偷偷給的。姐弟四人結成“攻守同盟”，堅決瞞住老爸老媽而已。害得老媽總是笑眯眯的誇獎姐姐們，說她們懂事，知道節儉，從不伸手討錢。
每當老媽如此誇獎過後，我們姐弟四個總要跑回房間偷偷笑上一陣子。
我如今收入頗高。既然不方便給老媽太多地錢顯擺。那麼在這些小事情方麵幫她老人家減輕一點經濟壓力。也是好地。上輩子無力儘孝。這輩子得想法補上。
我曆來堅信。不孝地人會遭天打雷劈！
“爸。你如今不比以往了。以往你雖然也是二把手。實際卻隻分管宣傳工作那一小塊。現在你是縣革委主任。全縣地經濟建設都靠你來抓。再難。也要上啊。”
我這麼說。絕無起高調地意思。隻是隱晦地提醒老爸。宣傳工作固然重要。但單憑一個領域地成績。是決然無法支撐起一個全局性地領導崗位地。在縣革委主任這個職位上。他必須做出與此般配地成績來。才能真正讓上級領導對他刮目相看。
不然。老爸頭上這個憑幾篇文章躍登龍門地“新貴”帽子。怕是再難摘脫。
前不久寶州地區各縣市領導班子大調整。地區工業局局長王本清調任威寧縣縣委書記。雖說是周培明力挺地結果。卻也顯現出地區領導們用人地心態。在他們看來。主政一縣地一把手。還是要有多年地全盤領導經驗比較穩妥一些。
將嚴玉成和柳晉才這兩個“新手”放在向陽縣一二把手的位置上，便是賞識他們的龍鐵軍書記，心裡也不是十分踏實呢。若非省委書記皮治平點名表揚嚴柳二人，中宣部的錢建軍副組長又經常打電話來表示關心，龍鐵軍可能更加傾向於將嚴玉成和老爸放到一個級彆相當但責任不那麼重大的地直單位一把手的位置上去。
可以這麼說，老爸如今才算真正站到了仕途的上。縱觀國內的官場，從中央到地方，主要領導絕大部分都有獨當一麵的經曆。沒有這個主政一方的經曆或者說雖有這個經曆但成績不佳的人，是很難擔任更高一級政權機構的黨政一把手的。
一直以來，老爸追隨嚴玉成，亦步亦趨，甚少發出自己的聲音。嚴玉成明大局，有擔當，誠然是值得追隨的老大，不過老爸自家也要有拿得出手的能耐給人家瞧瞧才行。如今是時候了。這也是我堅持要和老爸再深入談一談的原因。
貌似從前，咱爺倆還沒有進行過這種麵對麵的單獨探討（上輩子例外）。
老爸抽了兩口煙，說道“我不是畏難，實在是向陽縣底子太差，要用錢的地方多得不得了，財稅局的賬麵上，現金還不足五十萬，攤到每個人頭上，不過每人一塊錢，做得了什麼事？”
聽了這麼個局麵，我也不由一陣苦笑。五十萬，也不知道夠不夠發這個月的乾部工資。我禁不住想起了前世聽到的一個冷笑話某國家級貧困縣的縣長在總結成績時說，本屆政府班子本年度最大的政績就是保住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
保住了貧困縣的帽子，為何是成績？無他，該上繳的可以不繳或少繳，還有國家扶貧款可拿。而這國家撥下來的款子，那就是唐僧肉，誰都可以割一塊來吃的。
自然，我還不至於無聊到給老爸出這樣的餿主意。
“爸，迎難而上吧。其實，眼下最要緊的還不是資金，最要緊的是解放思想。解放了思想，才能解放生產力，將廣大人民群眾的勞動熱情都釋放出來。”
老爸倒沒有責怪我在他這個“理論大家”麵前擺弄小斧子，講大道理，隻是問道“由何入手呢？”
“聯產承包責任製！直接包產到戶，包乾到戶。”
我哦一家夥嚼碎口裡的水果糖，重重地說道。
老爸渾身一震，臉色略變。
聯產承包責任製，老爸作為前縣革委宣傳部長，毫無疑問是知道它的來龍去脈的。這個責任製始於五十年代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期。當初多數高級社對下屬的生產隊實行“三包一獎”製。即農業社把土地、勞力、耕畜和農具固定到生產隊使用，生產隊向農業社承包投工（工分）、投資（成本）和作物產量（或產值）。如實際產量（或產值）超過承包產量（或產值），生產隊除按規定得到勞動報酬外，還要得到一定的獎勵工分；如沒有特殊原因造成實產低於包產數，生產隊則要受罰，被扣減應得的勞動工分。如此一來，就把生產者的經濟利益同他們的最終勞動成果直接聯係起來，將大家的生產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大革命時期，聯產承包責任製被攻擊為修正主義的“工分掛帥”、“物質刺激”，遭到批判禁止。便是如今，也未曾明確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