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局誅十族朱棣求我當國師薑星火朱棣！
對於收稅這件事情，薑星火非常上心。
土地稅自不必說，就算是以浙江為試點開始建設的商道，也需要稅卒衛進行維護，與此同時，皇權下鄉必然會麵臨非常多的問題，而且因為現在國內的商貿網絡剛剛開始建設，稅收必須從頭抓起，所以更得投入關注。
而海洋貿易則稍微好點。
現在海洋貿易的稅收，因為審法寺已經修改了海禁的天憲條文，所以，洪武時代嚴格的海禁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關稅呈現出逐步恢複增長的態勢。
趙羾負責的市舶司，基於現有的寧波、泉州、廣州三個市舶司，開始逐步整頓和培訓官吏，建立完整的緝私艦隊，而這，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現有的人手，肯定是不夠的。
而薑星火手裡最主要的人才來源，就是從國子監的高級學堂“率性堂”中畢業的監生，這些人都是從小到大讀書，又有一部分臨畢業時觀政（類似於實習）耳濡目染積累起來的經驗和能力。
但這些人卻並不能完全地補充到空缺的大量崗位中，因為這些監生，都是奔著當官，尤其是當京官去的，這樣的人才不算太少但卻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合適的機會，想要放到外地使用並不容易。
為此，薑星火大刀闊斧地提出了改革建議。
嗯，還是用的老朱的名義。
提到這裡，要簡單說一下老朱對科舉的態度，突出一個反複無常。
在吳王時期，老朱就下詔籌備開科舉，並且放了狠話，“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瞧瞧，不考科舉不讓人當官。
但打臉很快就來了，洪武六年的時候，老朱就發現了，科舉招來的這幫人，筆杆子可以，真辦事還真就不行，所以說了“既而謂所取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又把科舉給暫時罷黜了。
但是不用科舉用什麼呢？光靠國子監，肯定是不行的，大明的國土太大了，總得給其他遠離首都地區的讀書人一條出路吧。
而且，胡惟庸案和空印案相繼發生，官員空缺的實在是厲害。
於是，老朱在洪武十五年又下令恢複科舉製度，京師及各布政使司三年一次舉行鄉試，被錄取者為舉人，翌年會試於京師，被錄取者為進士，中了進士馬上就能當官。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
但正所謂千軍萬馬擠獨木橋，進士是通天坦途，舉人想做官卻困難的多得多。
顯而易見的是，這種以考試來確定前途的人事製度，雖然形式公平，但存在著實際效率低的事實，不利於發掘人才潛質，調動落榜人才的積極性，很多科舉名次很高的才子，仕途爬的很高，但卻極度缺乏治國理政的能力。
這種能力的缺乏，或許可以通過大明行政學校的輪訓和針對性培訓，來部分彌補，但製度性的缺憾，顯然是無法完全彌補的。
而眼下，又確實缺進士和國子監監生都不願意去從事的地方基層官員位置，那怎麼辦？
小吏晉升成官員，是想都彆想了，現在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那就隻能空著？
可雖然空著，總不能學帶清賣官鬻爵吧？
薑星火給的辦法，就是增加舉人做官的機會，開放新的上升通道。
“國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盛世，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為終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滯於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為綱羅之具，以觀其它日之何如，而非謂此必賢於彼也而今日之宦場，其係舉人出身者，則眾甚薄之。
進士未必皆賢，舉人未必皆不賢，至於升遷，則進士治績之最下者，猶勝於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與進士同升，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少而升官又高，舉人之俸多而升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之，而舉人不複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常盈，舉人氣常怯。盈者日驕，每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率隳墮而恬汗。
臣以為欲興治道，宜破拘攣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隻以資格授官，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而優則先之，苟未必優即後以舉人無妨也；舉人而劣則後之，苟未必劣即先以進士無妨也。
吏部自行體訪，但係賢能，一例升取，不得複有所低昂。夫舉人與進士並用，則進士不敢獨驕而善政必多；進士不敢獨驕，則舉人皆益自効，而善政亦必多；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行。
永樂盛世，可庶幾望也。”
薑星火的奏疏寫的相當有水平，先陳述問題現狀，然後陳述自己改革製度的理由，再講具體方法，最後展望未來。
尤其是倒數第二段，說白了就是鯰魚效應。
朱棣看的很高興，能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就是好辦法，朱棣的腦袋沒那麼死板，讓舉人當官，在他看來沒什麼不可以，並不一定非得要進士，在北方舉人學曆已經很高了好嘛。
所以，朱棣大筆一揮，批示道“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國朝用人製度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國師所奏具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禆益，依議著實舉行”。
在地方人事製度上，薑星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府、州一級，依舊維持現狀，但對於縣一級的基層吏治，為了配合皇權下鄉的行動，開放了經曆、照磨、主簿、典史等基層官員的舉人新人任用，但必須保證異地用人，也就是該舉人的戶籍地跟任職地至少要跨一個布政使司，也就是還保持流官，隻不過資格要求降低了，省掉了漫長的排隊派位時間，同時這是為了防止這項政策淪為地方豪強反過來加強地方控製力的措施。
同時對於回避製度也做了一定的改革，也就是彈性回避，對於不入流且基本隻有責任沒有油水的官員崗位，譬如學官、司教、驛官、閘壩官等，在沒位置的時候，允許在本布政使司跨23個府任職，不再強製要求必須安排在其他布政使司。
當然了，製度有放鬆的地方，那就肯定就有收緊的地方，為了擴大用人範圍和效率做出的改變，必然在監管上要進行配套。
對於都察院和吏部的考察範圍，也對應地擴大。
以往一般性的考察，通常僅到知縣這種基層正職為之，而現在，既然其他基層的首領官及佐貳官享受了政策放鬆的待遇，那就得承擔相應的義務，而且這些基層官員在地方上，由於直接負責治理民事，就算不是“土皇帝”那也是“土大王”，在地方耀武揚威者甚多，為非作歹者也不少，所以人事考察製度必須擴大到這一層級。
根據這套製度修改意見，吏部和都察院也是修改了對應的製度，並且用《邸報》明文公告天下。
“都察院參劾故事，止施於州縣正官，而不及佐貳、教職，中間雖有不肖彰聞者，遠則必待三年黜落，近則改升正官，俱屬寬縱，不足以示懲。今都察院及吏部，但行監察，則所屬佐貳以下罪過顯著者，遵旨逮問，差薄者革任閒住，每季具題，以備複奏。”
按照薑星火的“剔蠢厘奸之術”，既然京察的效果不錯，那麼吏治上的改革，隨著太學之會的結束，整個朝野輿論風向的轉變，也開始了無人可擋的推進。
一則少非議，二則振綱紀，三則重詔令，四則核名實，一條一條，逐步落實了下去。
其中第四條裡的裁汰各衙門冗員、限製‘隱性官員’權力、嚴懲盜賣國家物資，更是在京城裡弄得一地雞飛狗跳。
但這就像是屋子換了新主人，就一定要打掃乾淨一樣，即便有些暫時的塵土飛揚，那也是在所難免的。
很多靠著走關係進來的小吏被革職，而之前盜賣國家倉庫物資的官吏，更是被錦衣衛連根拔起，雖然跟洪武朝那時候大案的規模比不了，但也算是牽扯不小，空出來的位置倒也不用擔心，自然會有人補上。
在大明，最不缺的就是想當官的人。
那麼多士子寒窗苦讀了不知道多少年，為的就是當官。
實際上，對於他們來說，不管朝廷有多少位置，都是能填滿的，不存在有官沒人做的現象，除非是洪武朝時期那種恐怖的連興大案，把人嚇怕了。
通過考成法和京察，一手帶刺蘿卜一手沾血大棒，先是重點敲打了京中官員，隨後整頓了宦場風氣，清除冗員，補充了基層官吏，剩下的就是對正經的京官的補充了。
這一點，自然就是依靠今年甲申科會試了。
在薑星火前世的曆史上，甲申科會試是一樁著名的疑案，當時的主考官是解縉和黃淮，讀卷官是胡廣、胡儼、楊士奇、金幼孜，而這次科舉，在狀元人選和整體錄取問題上，都存在著極大地爭議。
世人都認為劉子欽本來該當狀元，但因為主考官解縉不喜歡劉子欽，認為其目中無人、驕傲自大（同性相斥？）於是私下將考題泄露給曾棨，導致曾棨高中狀元，劉子欽僅為二甲第十二名，而曾棨是永豐人與解縉有舊，榜眼周述、探花周盂簡，既是曾棨的弟子，又是解縉的同鄉吉水人，這個排名被朝野普遍認為解縉培植親信籠絡黨羽，這給解縉後來的人生和仕途埋了個大雷。
同時，江西籍貫的考生依舊維持了強勢，占據了這一科的前七名，包括一甲進士三人曾棨（永豐人），周述（吉水人）、周孟簡（吉水人），和二甲進士的前四名楊相（泰和人）、宋子環（廬陵人）、王訓（吉安人）、王直（泰和人）。
在整體錄取比例上，江西人也占了三成之多。
而在這個時空裡，解縉和黃淮都被外放了，此時解縉正給老師董倫扶靈回鄉呢，所以甲申科的這顆雷，也輪不到他來踩。
按照大明的製度，鄉試中式的舉人，於二月入京參加由禮部主持的會試，以往各屆會試中未中的舉人也可一同應試。
所以，大皇子閉門思過的三個月還沒結束，主考官不出意外地，被任命給了姚廣孝和宋禮，而閱卷官則是內閣的三楊。
嗯，薑星火還真沒把楊士奇怎麼地。
這裡麵有個說法，就是科舉會試，在明初時候的規矩，跟明代中葉以後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