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走出去，便是主動販貨到海外。
對此，宋朝一直是持鼓勵態度的，所以私人海外貿易日益興盛。
特彆是南渡後，大規模航海貿易盛極一時，出海販利成為沿海地區的普遍現象，許多人世代相襲以此為業，海商階層應運而生。
從東亞、東南亞、印度半島、波斯灣乃至非洲東海岸，到處都有宋朝商人和水手的足跡，最終取代了大食商人在印度洋和東南亞的海上優勢。
可惜這迅猛發展的勢頭卻在五十年前被突然打斷，由盛轉衰。
那是開禧年間，權臣韓侂胄主導了一次對金北伐，可一來準備不周全，二來拖後腿的人太多，所以結果隻能黯然收場。
老韓自己丟了性命，腦袋被砍下來送去金國賠禮，這還不算，慘敗之後要與金國重修和約，就得滿足對方更加不平等的要求。
原本宋金兩國皇帝是侄叔相稱，這回金國就要漲漲輩分，改成了侄伯關係，歲幣由之前每年銀絹各二十萬兩匹統一增加到三十萬，另外還要給金國三百萬兩銀子的賠款。
這一下，加上戰爭消耗，使得宋朝本來還過得去的財政變得拮據起來，不得不開始加重賦稅。
而後麵掌權的史彌遠那是賣國有數，治政無方，寧宗朝前期比較廉潔的吏治從此開始敗壞，貪汙腐敗之風大盛。
於是，海商不但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賦稅，還要被官吏巧取豪奪，海外貿易變得無利可圖。
以此時使用最多的兩千料海船為例，它的載重大約是二十萬斤左右，但不可能全部裝貨，起碼有一半要留給船員商人及他們的生活物資，剩下一半才能裝貨。
宋朝出口的貨物多達數百種，其中性價比最高，最為有利可圖的商品應該是銅錢，一貫銅錢大約六斤，即便全部裝銅錢也就一萬五六千貫，以此類推便是裝其他出口貨物，價值也就差不多是萬貫左右。
回航之時，如果裝的是一船乳香，大約價值二三十萬貫，但那要去大食，而大多數宋商為降低風險，隻是到東南亞諸國，帶回來的貨物大約價值六到八萬貫。
一來一回的毛利潤最少也有六七倍，這買賣自然十分誘人。
正常時候，將所有方式合計在內，宋朝官府一般是抽取十分之三，算下來就是兩萬多貫，再減去運費成本，貨物成本，海商還有四萬貫利潤。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從事海外貿易的積極性高漲，踴躍出海。
可是當稅賦加重到一半，再有官吏的侵奪敲詐，又有蒲家這樣的大商賈操縱市場，那海商的利潤就要降低到兩萬貫以下了。
看起來還有得賺，然而很多中小海商是靠借貸來籌措本錢的，此時民間借貸利息通常都是一倍，那這不到兩萬貫填進去還能剩多少？
一不小心，怕是連褲衩子都要賠進去，因此海商大量破產，越來越少有船出海了。
當然，若是自有資金還是有賺頭的，可要是有這錢直接放貸不是更香嗎？
也有些人能規避官吏的勒索和大商賈的盤剝，這種畢竟是少數。
並且，宋代出口貨物雖然不用交稅，但必須在官府登記，領到‘公憑’，這意味著帶回了貨物還得到官府報道，也就基本無法利用走私牟利。
反倒是蕃商不受束縛，比如蒲家明明在大宋生活，甚至還做了宋朝的官，卻依舊還是蕃商待遇，搞起走私那是如魚得水。
眼下來說，趙孟啟即將改革市舶司製度，那這種頹勢漸漸也會得到改觀，隻是他哪裡願意等。
“再有一兩個月，便是東北季風，時不我待啊。”
聽到這句話，在場不少人都下意識地點點頭。
帆船時代，航海對氣候依賴程度很高，海貿活動的季節性極強，而冬季這三四個月的風向和洋流都有利於往南洋行船，等開春後就開始轉為西南季風，恰好回航。
泉州這些士紳豪商怎會不知道這個規律，不過他們都不是輕易冒險的性子，通常都是把火候看老了才會付諸行動，暫時是沒有出海的打算。
而且在他們想來，燕王多半是要仿效東海貿易公司，建立一個南洋貿易之類的公司，那自家看著情況買點股票就好，收益不算最理想，但風險也小了很多。
正如此想著，卻聽燕王繼續說，“孤的精力主要得放在平叛和流求事上，因此在海貿上不想參合太多，準備放手給民間，說簡單點就是，孤負責把政策弄好，把吏治管好，再給你們一些支持，生意由你們自家去做，隻要回來後照章納稅，賺多賺少看各家本事。”
放手？
這麼一大筆財路，燕王居然不打算攏在手中？
在場眾人都驚訝了，都開始猜測起其中原由。
其實真實原因是，一來趙孟啟確實沒那麼多精力，而且也沒有足夠的人手去弄什麼南洋公司。
二來南洋路途更遠，範圍更大，幾十個小國，情況可比倭國高麗複雜多了，搞壟斷不合適。
三來海貿本就是泉州的支柱，在民間有著廣泛的基礎，把這些力量都發動起來更能縮短恢複繁榮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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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呢，趙孟啟對南洋那些小國有不少想法，許多行動不好帶上宋朝官方名義……
一眾士紳想來想去，多少能猜到一些，尤其是第二三條，倒是有點佩服燕王的理性。
隨即陳祉便代表大家問道，“老朽有心響應殿下的舉措，可這出海也不是說弄就能弄的，要有能遠洋的海船，經驗豐富的篙師水手，籌措貨物也要資金和時間，海上也不安靖，天災且不說，碰到隻能算命不好，可遊蕩在南海的海寇如過江之鯽，這難為之處實在有點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