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兩廣總督李逢節為完成旨意而倍感輕鬆的時候，在距離他東北方1700裡外的福建巡撫衙門裡，福建巡撫朱一馮正感到壓力山大，緊鎖著雙眉，在巡撫大堂裡走來走去。
十一月初九，福建巡撫朱一馮突然收到了從北京傳來的一封聖旨。
這份旨意的內容非常簡單，那就是命令李逢節在神武元年二月之前，從福建分彆運送1萬石番薯到北直隸滄州和山東濟寧。並且各選派101novel.com0名擅長種植番薯的農民隨行，朝廷將會給這些人按照每人每月二兩銀子發放俸祿，讓他們在大明的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等北方省份推廣番薯的種植。
至於交接人員，聖旨上說番薯和種植人員運到兩地之後，隻需找設在當地的農政院官員即可。
這份旨意看似簡單，其實辦起來一點兒都不容易。
自萬曆二十一年，下南洋經商的福建商人陳振龍將番薯從菲律賓（彼時稱為呂宋）帶回福建，因為番薯極為高產，“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且耐乾旱，不挑土地。因此很快在福建得到推廣種植，也在災年挽救了無數百姓的生命。
但是想要在兩個月之內籌集到兩萬石番薯運到北方，還要募集400名擅長種植的農民，卻並非易事。
主要原因是番薯的口感遠不如大米，特彆是食用多了之後會有脹氣、泛酸等不良反應，因此百姓的種植積極性不高。大多是將其在坡地等下田中當做輔糧種植。
而現在又是冬天，農民窖藏的番薯也並不多。想要籌集夠這兩萬石番薯，非待動員福建各縣往福州運送不可。
聖旨上說，這次在北方大規模推廣種番薯，是為了“以應災年，尤其陝西乾旱，民不聊生，且以之為百姓救命之糧”。要求朱一馮，“務必以百姓生計為念，實心辦理，不得推諉延誤。”
朱一馮自然知道朝廷此番作為乃是大大的善政。他本是南直隸泰興人，自幼家境貧寒，遭逢荒年，常常家無餘糧，對於餓肚子的滋味兒，朱一馮自幼便深有體會。
進士及第後，先是在京師翰林院任職，後來又外放到河南信陽做知州，深知百姓疾苦。
天啟六年，全國各地的督撫都忙著為魏忠賢建生祠，每建一所生祠，少的花費幾萬兩白銀，多的甚至耗費幾十萬兩。朱一馮做為福建巡撫堅決不建，是以福建全省沒有一間魏忠賢的生祠。
朱一馮在北方待過很多年，知道現在那裡還沒有推廣種植番薯，倘若此次能將番薯在北方各省推廣成功，定然能夠造福億萬生民。
朱一馮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將這件差事辦好。打定主意後便對幕僚說道“去將福建左右布政使召來，本官有要事與他們商議。”
幕僚走後，朱一馮自語道“我是到了福建才知道有番薯這般奇物，隻是不知道遠在京師，足不出京城的皇帝是如何知道的。肯定是哪位福建籍的大臣給陛下說的，此真乃治國之良才也！”
其實朱一馮不知道的這位“治國良才”，卻並非哪位福建籍的在京官員，而是皇帝本人。
郭可陽怎會不知道紅薯，也就是番薯，在滿清時期對中國人口大爆炸的意義。
陝西民變的消息傳來時，他便想到了在北方推廣種植番薯，但是郭可陽並不確定的知道番薯此時是否已經傳入中國，更不知道在哪裡有種植。
天啟七年九月底徐光啟進京後，郭可陽接見了他幾次與其討論數學問題。期間也討論了一些農業問題，徐光啟此時正在創作他那本集前人農業科學之大成，被後世稱為“中國古代五大農書”之一的《農政全書》。但是此時尚未定稿，更沒有起書名。
在原本的曆史上，《農政全書》是在徐光啟死後，由他的門人陳子龍等人負責修訂，於崇禎十二年，亦即徐光啟死後的6年，刻版付印，並定名為《農政全書》的。
徐光啟見新皇帝憂心農事，便向新皇帝進獻了他創作的大量相關書稿，其中就有關於番薯詳儘介紹的《甘薯疏》。
郭可陽得知徐光啟對於農業的研究之後大喜，立刻命翰林院選派人員派人幫他完善書稿，並出內帑做為其將來出版的經費。
由此郭可陽才詳細的知道，原來紅薯在萬曆中期便已傳入中國，但是現在主要是在福建、廣東一帶種植，北方還沒有。
於是便決定成立一個專門的農業部門，指導番薯在北方的推廣並進行其他農業技術和農業災害防治等方麵的管理。
郭可陽將這個部門命名為農政院，長官為院卿，正三品，佐貳官為院丞，從三品。下轄部門及屬吏若乾，由農政院長官決定。
與內閣及吏部溝通後，他們對於農政院這個新衙門的成立並無異議，但是任命誰做長官卻成了問題。
內閣推薦的大都是些行政官僚，新任吏部尚書王永光推薦的是一個叫做王象晉的。
郭可陽原本屬意讓徐光啟擔任農政院卿，但是徐光啟推辭說自己現在全力編撰《算數》《幾何》，這兩本書是皇帝將來要用於科舉考試的，關係重大，難以分出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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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郭可陽征求徐光啟對農政院院卿人選的意見，徐光啟強烈推薦王象晉擔任。因為王象晉在天啟元年，寫成《群芳譜》一書，該書是一本農學巨著，而王象晉對甘薯的種植技術也很精通，還創造了甘薯的壓條繁殖法，由他來主持番薯在北方的推廣再適合不過。
郭可陽當下便欣然同意，命令傳旨吏部，定王象晉為農政院院卿，主持番薯在北方推廣工作。
“徐先生可認識一個叫做宋應星的？朕聽說此人也精於農學。”
郭可陽突然想到了這位曾在曆史課本上學到的《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好像不但是個科學家也是個農學家，《天工開物》裡就記載了大量的關於農業生產的內容。
徐光啟想了半天，印象裡也沒有此人的名字，隻得回道“臣交際不廣，並未聽說過此人。”
“哦，好吧！那朕回頭讓吏部查查，看看有無此人的任職記錄。”郭可陽不是曆史專業，並不知道宋應星的籍貫，也更不知道《天工開物》的出版時間。
命令下給吏部後，吏部文選司一番好查，翻遍了全國官員名冊也沒找到一個叫做宋應星的。恰好文選司有個主事是江西南昌府人，聽說過“奉新二宋”的名號，便讓吏員在江西舉人名冊中查找，果然查到在江西南昌府奉新縣有個舉人叫做宋應星的，他還有個哥哥叫做宋應升也是同年江西舉人。
原來宋應星於萬曆四十三年與哥哥宋應升參加鄉試中舉。奉新的考生中隻有其兄弟二人中舉，故稱“奉新二宋”，一時傳為佳話，在整個南昌府還是很有名氣的。隻不過後來宋應星便開始科場不順，一直沒有考中進士。
查得的結果報給皇帝處，郭可陽知道後不禁感歎科舉四書五經的選材標準的確害人不淺，這樣一個大科學家竟被埋沒。更堅定了郭可陽以後改革科舉的決心。
於是便下令征召宋應星到農政院任七品主事，他是舉人出身，若是突然提到很高的位置上，估計又是“舉朝嘩然”，隻能慢慢培養了。
後來，郭可陽從高時明處才得知，吏部尚書王永光推薦的王象晉和其兄長王象乾都是東林黨人，在魏忠賢弄權時被罷官。
“怪不得內閣推薦的人選裡沒有此人，看來黨爭陰影並未消散啊！”郭可陽知道後歎息道，“不過這個新任的吏部尚書王永光倒還是稱職，這個中間派對東林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完，倒還是能做到知人善任的。”
郭可陽對於所謂黨爭的真實看法是，我才不管他是什麼黨，我隻看工作成績和辦事結果，隻要能把安排的差事做好就行，要是做不好本職工作管他什麼閹黨還是東林，都要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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