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濤沉吟片刻後，道：
“陛下，劉鋹此人昏庸無能，待民殘忍，嶺南百姓都對他痛恨不已。
南漢即克，如今南方隻剩了唐國和吳越及閩南留紹鎡三地未入陛下版圖。
以臣之見，隻須招降了唐國李煜，吳越和留紹鎡兩地必定也會歸降。
陛下不如留劉鋹一命，以向天下人展示陛下的寬仁，以促使李煜等人歸降。”
柴宗訓心中本想將殘暴的劉鋹殺了，聽李濤這麼一說，覺得留無能無野心的劉鋹一命，以示寬仁，政治上的作用倒也不小，當即應允了。
之後幾日，派往嶺南四十七州的主政官員在朝堂上眾議通過後，立即出了汴京，趕往嶺南一帶。
二月十日的早朝上，已準備妥當後，宰相李濤向皇帝柴宗訓上《為工商請開科舉疏》。
此疏一出，不啻於在群臣中炸響了一聲驚雷。
向來奉儒家經典為圭臬的群臣聽到宰相李濤向皇帝破天荒的提議開“工商科”科舉，大多數都持反對意見。
老臣如張昭、譚宏帙、戴宏等人都表示反對。
張昭出班道：
“啟稟陛下，六經中的《春秋》有雲：
國之四維，禮義廉恥。
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李相所說的工、商，皆是使民趨於逐利的賤業也。
臣恐若開“工”、“商”科舉，會有辱斯文，且動搖綱常秩序。”
王著出班道：
“陛下，孟子有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唐太宗有雲：百姓為水，君主社稷為舟。
唯有百姓生活富足，安居樂業，社稷才能穩固，萬世不拔！
陛下登極這十年來，大興水利，促民經商，以有我大周目前之百姓富足、朝廷財稅豐盈、國力軍力強盛之盛況，陛下乃可以西收孟蜀、南平南漢，創立不世功業。
可見促進工商業發展對提升百姓生活、鞏固社稷之巨大作用。
因此，臣讚同李相，當新開“工”、“商”二科舉，選拔相關人才，促我大周民富國強。”
眾臣們在垂拱殿上辨論不休。除了一批自開熙元年曆次科舉錄取的進士們之外，便隻有皇帝柴宗訓的心腹之臣，包括呂蒙正、張齊賢等人支持李濤之議。
柴宗訓坐在金鑾寶座中觀察半晌，見群臣中大約有七成反對開“工”、“商”科舉，自己若出麵硬壓下去，施行科舉新政，畢竟還是反對人數太多，一則不利群臣的團結，易導致黨爭，二則推行起來所遇阻力也會太大。
半晌後，柴宗訓開口道：
“諸位愛卿皆是為朕大周社稷考慮，各有著眼點。
朕更認同李相之議，所謂“曲妙人不能儘和，言是人不能皆信。”
此事不必急於一時，士林間可以討論一段時間，然後再議。”
退朝後，回寶慈殿的路上，柴宗訓心想：
“中華思想、文化最燦爛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百家爭鳴，思想巨匠和各類人才倍出。
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實行專製統治後，經漢武帝獨尊儒術，官本位思想和體製被徹底確立起來，成為中國社會中的絕對主流。
官本位思想體製對社會發展創新的巨大戕害，官吏憑借手中權力，霸占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資源，嚴重阻礙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創新發展，使中華長期處於農耕社會而不前。
而商本位的商業文明，則比官本位先進的多。可以說有了商業文明的興起，才有朕前世時空後來的資本主義，再到憲政體製。
我中華自秦朝至今，已曆千年的封建官本位農耕社會，好在自唐代以來，商品經濟大有發展，而五代以來，社會動蕩不堪，許多舊思想體製頗為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