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的代理律師也闡述了大量的事例。於是，港媒負責人與曾家輝、雙方律師等就“一般損失”和“特殊損失”唇槍舌劍的展開爭論，各自引經據典，宏論滔滔。
這是一場內地與香港實業體之間的較量，也是一場名譽損失與經濟損失之間的爭論，法官也是興趣盎然的加入了討論，他舉例說：“有一位醫生原來的病人很多，後來名譽受到損害，隻剩下幾個病人了，你怎樣證明那些不來就診的人與醫生的名譽受損有沒有直接關係呢？”
他不是袒護港媒，而是考量內陸的法律知識。
曾家輝一聽說笑，道：“病人生病了是一定要看病的，可他原來一直在這個名譽受損的醫生這兒看病，就因為有人誹謗他看病存在問題，於是今後就不來了，這說明了什麼呢？”
法官不解，“能不能具體舉個例子？”
曾家輝道：“就如港媒稱的那七千萬捐款，他過去每年都會幾千萬捐給希望工程，他一直在做慈善事業，可這個失實報道出來以後，他再沒有給希望工程捐過一分錢，這難道說明不了問題？”
“有點道理。”
法官算是明白了，可數額怎麼算，他還是表示沒依據。
對此，曾家輝提出電話連線詢問。
法官表示認可。
於是，法庭上彆開生命的玩了一回電話連線，表明大體上的意思之後，由曾家輝親自向對方提問題。
曾家輝倒是胸有成竹，先來了一句題外話，表達了青基會對他支持內地希望工程感謝之意，然後道：“您在這個報道出現以前，連接三年按四千萬、五千萬、七千萬的數額向希望工程捐款，這事還記得嗎？”
電話傳來那位捐款人的肯定聲音，“當然記得。”
“如果這有這個失實的報道，您還會接著捐款嗎？”
“會的。”
“原來的目標是希望工程麼？”
“當然，香港回歸之後，我一直樂意為內地教育事件做慈善事業。”
“每年準備捐款多少？”
“當然是逐年增加，每年不會少於那七千萬。”
“好的，謝謝您。”
通完電話，曾家輝向法官道：“相信您明白了，他原計劃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而且每年的數額會增加。如果僅按他最後一次捐款七千萬計算，這六年他就會至少向希望工程捐4.2億……”
法官不好決斷，隻能表示，“如果青基會這次官司勝訴，港媒無疑將做出賠償。可這一事體重大，我們必須慎重考慮是另一方的反對理由。”
如果勝訴，還需要考慮對方的反對理由？
曾家輝對這個表示不理解，“如果我們敗訴，那是無話可說。但隻要我們勝訴，對方就存在讓希望工程蒙受巨大的損失，這個損失必須賠償。”
法官無奈，隻能說：“賠償是肯定的，但數額方麵恐怕無法按你們提的方式計算………”
“法治過程中不存在‘無法’一說，不然這個官司將永遠打下去，隻要繼續一天，對方的賠償就會增加一點，這就是我們的計算方式。”
“您這位內陸的官員真有意思。”
“不因為我是內地官員，而是事實上就是如此。”
曾家輝是據理力陳。
法官倒是沒再多說，看了一下時間，“今天時間到了，明天接著審理吧。”
當天晚上，曾家輝把隨行的幾名人員叫到一起，對於即將進入的下一個審理環節，他們作了大量的分析，也準備了許多預案，知道在賠償方麵，一定會遇到新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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