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要給這位副廳長撐腰，免得常務副省長從中作梗。
至此，誰都明白，這位白副廳長即便扳不正，但原來的財政廳長也再無主政財政廳的可能了。
而這一切，曾省長雖然覺得做得有點過火了。可不這樣做，問題解決不了，民眾再一集聚過來，那就更加被動了。
一個星期之後，各項計劃安排全部啟動。
民眾理解了。
省政府的一班子人也暗叫佩服，省委書記萬東良也親自給曾家輝打了一個電話，表示對省政府處理這一起事堅決支持。
在電話中，曾省長是抓住機會，“萬書記，省政府確實需要省委的大力支持啊，財政廳可是不太聽招呼，我看不換思路、不換作風，那就隻好換人了。”
萬東良沒想到自己一個支持電話過去，人家還提了個人事要求出來。不過，財政廳長在會上的表現他早就聽說了，幸虧曾家輝處置得及時，要是壓不住這一邦子人，引發更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自己這個省委書記可無法上麵交待，“行，省政府常務會先討論人選，結果提交省委常委會討論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信訪辦突然反應這段時間有大量的拆遷戶前來反應情況，多是告狀說政府與開發商沒有依法拆遷。
這是大事，也是難事。
。拓路架橋，舊城改造等公益事業的進行，順應時代的潮流，來到了政府官員的議事簿上，來到了普通市民的餐桌間，來到農民的田間地頭。
但這也迎來了拆遷征地的難題。
現在政府最為頭痛的難題！
曾省長深有體會，政府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拆遷征地的過程已形成政府之痛、民生之痛、發展之痛。特彆是在城鎮化進程之中，大量的人口湧向城市，在加速城市化發展步伐的同時，帶來的問題越來越多。道路越修越多，交通卻越來越擁堵。拆遷越來越多，居者有其屋卻越來越困難。城市人口的爆增，更顯現出城市規劃的滯後，因為拆遷，不見硝煙卻勝似戰場的個體生存環境爭奪戰演繹到了極限。
他深知，拆遷征地成為“最難”問題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城市化進程過速，西方國家用一兩百年才走過的城市化進程，我國隻用了短短幾十年。拆遷征地難的第二個原因，是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改製和破產企業多，失業人群過大。麵對因拆遷征地而走進門來的政府官員，民眾積怨正好借機爆發。拆遷難的第三個原因是利益博弈嚴重失控。開發商和拆遷戶都要求利益最大化。現有土地上的居住者大多屬於低收入群體，他們希望能因拆遷征地而一次性滿足他們的生活住房、子女就業、全家社保等所有生存之需。而一些拿地心切、法紀意識淡薄的開發商為了加快工程進度，儘快解決拆遷矛盾，動不動采用非法手段進行野蠻拆遷。為了達到各自目的，拆遷戶、開發商無所不用其極。
未來一個時期，各地城鎮化還將推動許多農民告彆土地。在愈炒愈熱、愈演愈烈的拆遷征地矛盾麵前，麵對一次次無限延期的拆遷工地，開發商怎麼辦？麵對即將失去的家園，拆遷戶應該怎麼辦？麵對因拆遷而被“彩繪”的當權者形象，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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