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餘乾縣梅港人，明朝理學家。幼時聰敏異常，時人謂之“神童”，從安仁乾淮遊先生學習《春秋》。興趣廣泛，博覽群書，左傳公羊、諸子百家、楚辭漢賦、唐詩宋辭等，無不涉獵。師事崇仁碩儒吳與弼，而醇正篤實，飽讀儒家經典，尤致力於程朱理學，過於其師。認為“氣之有形體者為實，無形體者為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其窮理方法不止一端“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常與友人陳獻章、婁諒、謝複、鄭侃等人交遊，吟詩作賦。人謂之崇仁學派，名聞當時，影響後世，絕意仕進，築室山中，學者日眾，尋主白鹿書院，以布衣終身。
胡居仁，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作自考，鶉衣簞食，晏然自在，築室山中，讀書處取名“敬齋”，四方來學者甚眾，皆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總之，胡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終身，一生致力於鑽研學術，栽培後生，其思想影響於後世非常的深遠。
胡居仁在世時曾經曆了“土木之變”，英宗被俘，代宗朱祁鈺繼位，後來英宗朱祁鎮發動奪門之變，並殺害愛國大臣於謙等重大事件，故而看淡政治，遠離官場，淡泊自處，以布衣終身。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唯以著述講學為念，他致力於教育，從教二十餘年，治學嚴謹，製訂學規並親自講學，務求學生學以致用。胡居仁認為，學習是為了提高自己，不是為取功名求聞達。胡氏著述甚豐，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居業錄》及《居業錄續編》等書行世。
胡居仁與陳獻章同為吳與弼的弟子，陳獻章被認為是明初以來重提陸九淵之學，使心學異軍突起的發端人，王陽明之學即由此開顯出來；胡居仁則被認為是明初諸儒中堅守朱熹之學最醇者。胡居仁以“敬”為存養之道，強調“靜中有物”，靜中自有主宰，即“有主”，他認為，心性修持中，“有主”是關鍵，主宰是“操持”、“持守”的功夫，使“心存處理即在”，而這正是儒家與釋氏的區彆所在。
胡居仁為學注重體驗，注重持守，強調敬與誠二字，在主持白鹿洞書院時所續修之學規，便特意列入“主誠敬以存其心”一條，作為朱子《白鹿洞學規》的補充，由此可見二者之間的繼承關係。胡居仁有時甚至比宋儒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周敦頤、程顥尚倡言尋求孔顏樂處，講一些人生受用，而胡居仁連此一點也反對，論及“求樂”便皺眉頭，程顥的學生曾記載程論孔顏之樂曰“既得後，須放開”，對此，胡居仁辯難道“朱子疑之，以為‘既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為，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率至狂妄。”又說“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孔顏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依胡氏之見，士人絕不應輕言求樂，而須終生在“所樂何事”上痛下工夫，否則即為儒家之異端。因而他甚至對黃庭堅讚許周敦頤的那段名言“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亦表示不滿，認為這樣形容雖有道之氣象，“終帶了些清高意思。”
胡居仁一生致力於“敬”，強調“敬為存養成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認為宇宙間惟有“實理”流行，說“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為萬物，莫非實理所為”。認為天下萬理雖然各殊，但都存於心中，“凡道理具有吾心，大小精粗無所不該”。認為“心理不相離，心存則理自在，心放則理亦失”。據此，他力斥佛道，指責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跡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也就是說，佛道之徒隻求返觀內照，向內用功，而於外在人倫物事的道理卻屏棄不顧，“釋氏見道，隻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隻想像這道理”，不做切實的認識和推求，故而“勞而無功”。儒者則與之相反，“便即事物上窮究”。而窮理之法，不止一端“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可見，胡居仁的學術思想不落窠臼，豐富和發展了程朱理學，自成一體，成為聞名全國的理學大家。
胡居仁淡泊自處，自甘寂寞。他遠離官場，布衣終身，講學之餘，筆耕不輟，勤於著述，著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易通解》、《敬齋集》、《居業錄》及《居業錄續編》等書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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